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不仅是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面临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引发的区域环境退化、自然灾害风险,人类制定诸多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某个要素存在积极影响,但其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未知。当前,急需辨明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以便为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在生态政策的实施下,集水资源短缺、贫困集聚、生态脆弱于一体的典型西北干旱区——石羊河流域下游的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要素变化更加剧烈。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生态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性,以及政策的来源多样性、作用叠加性、与其他政策内容融合性、存量性等特征,导致生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解决。鉴于此,本文以石羊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民勤县为例,基于政策文件、统计数据,利用分段线性回归、面板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在分析建国以来民勤县生态政策和社会-生态系统演变阶段的基础上,以压田和造林两项生态政策为例,分析2002-2020年民勤县压田强度、造林强度和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进一步探索压田和造林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自建国后,民勤县生态政策经历了探索治理阶段（1949-1972）、初步治理阶段（1973-2000）、综合治理阶段（2001-2020）,且发生了从生态问题的末端治理、短期治理、将流域分裂成个体的治理到生态问题的源头治理、长期治理、将流域视为整体治理的转变。（2）2002-2020年,民勤县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泉山区的压田强度最高,沙漠区的最低;坝区的造林强度最高,沙漠区的最低。从空间上看,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总体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其中,压田强度的空间格局保持不变,而造林强度的高值区逐渐扩张。（3）自建国后,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经历了释放-重组阶段（1949-1972年）:社会、经济功能缓慢提高,生态功能缓慢下降;重组-快速发展阶段（1973-1990年）:社会、经济功能急剧提高,生态功能急剧下降;快速发展-保护阶段（1991-2010年）:社会、经济、生态发展方式寻求转变;保护-稳定守恒阶段（2011-2020年）:社会、经济、生态功能趋于协调发展。（4）2002-2020年,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沙漠区最为脆弱,坝区脆弱性最低。其中,暴露度、敏感性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而适应能力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上看,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总体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且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别呈“四周高、中间低”“北高南低”“四周低、中间高”的分布格局。（5）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的增强均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降低产生积极作用,冲击表现均为“波浪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其中,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其自身的影响较大,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力总体呈增强趋势。与压田强度相比,造林强度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