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了若干在巴勒斯坦创建民族家园的思路，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关于现代犹太城市的发展愿景及其实践。犹太复国主义的城市愿景既包括以赫茨尔为代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现代犹太城市的乌托邦幻想，也包括后来由阿基巴·魏斯与梅厄·迪森高夫等特拉维夫创始者提出的付诸实践的城市构想。从本质上来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城市愿景缘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将欧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移植到巴勒斯坦。在城市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现代化犹太大都市的兴起需要依托科学合理的现代城市规划以及鼓励发展创业型的工商业经济的合力推动，辅之以现代犹太城市文化的塑造。
　　1909年阿胡扎特·巴伊特社区的创建被视为现代犹太城市社区发展的转折点。实际上，早在第一次阿利亚运动期间，隶属“热爱锡安”组织的犹太移民已在雅法老城之外创建了内夫·泽德克等犹太社区。但此类社区无法摆脱“东方”、“传统”的桎梏，社区建设缺乏现代城市的规划理念，因无法应付大规模犹太移民潮的涌入而日趋地“隔都化”。这直接地促成了雅法犹太中产阶层于1906年提出关于创建阿胡扎特·巴伊特社区的倡议。此外，以魏斯为代表的倡议者意识到创建现代犹太城市社区与建设犹太民族家园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魏斯领导的阿胡扎特·巴伊特协会先后就筹集贷款、购置土地等议题与犹太民族基金会等犹太复国主义机构进行商议。为了确保社区发展的现代性，为伊休夫塑造现代、宜居的犹太城市生活模板，社区委员会依据田园城市的规划理念设定了社区的规划总则。因此，阿胡扎特·巴伊特社区的创建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构现代犹太城市生活的开端，大流散时期犹太生活的“隔都化”印记将逐渐地封存于犹太民族的记忆中。
　　1910年，“阿胡扎特·巴伊特”更名为“特拉维夫”，本意为“春之丘”，亦可引申为“新故土”。此命名表明城市犹太复国主义者欲意在巴勒斯坦这片属于犹太人的新故土创造一个理想的现代城市。从此，特拉维夫社区处于迅速建设与扩展的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特拉维夫的建设进程呈现出了诸多饱含现代性的特征，譬如重视科学合理地布局社区结构，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注重塑造社区的文化氛围，适时地调整社区的管理规章，这促成了特拉维夫发展成为邻里关系紧密的互助型现代犹太社区。在特拉维夫的社区建设进程中，伴随犹太移民的涌入以及工商业的初现，社区周边的土地购置与土地投机活动悄然兴起，促成特拉维夫的边界渐趋地向外围扩展，奠定了特拉维夫最终于1934年享有完全独立市政地位的基础。然而，城镇的杂乱蔓延式扩展违背了特拉维夫最初创建时设定的“田园社区”的愿景，但1925年的“盖迪斯规划”再造了“田园城市”的框架，为未来特拉维夫的北向扩展呈现出了地中海式田园城市的风貌，至今依旧清晰可见。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迪森高夫关于特拉维夫发展为巴勒斯坦区域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愿景已经实现。特拉维夫建构了包含建筑业、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伊休夫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不可否认的是，犹太移民潮的涌动以及移民私有资金的注入是助力特拉维夫建构完善产业体系的核心因素。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繁荣时期，特拉维夫的产业结构具有独特性，其中建筑业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吸引投资与提供就业岗位的首要部门，但受移民潮的波动性影响较大；工业生产的门类多样化，其中以小微型企业为主，但其发展未得到犹太民族集体资本的支持，而是主要依赖移民的私有资本；商业与贸易已在伊休夫执牛耳，其中依托黎凡特展销会与特拉维夫港口的对外贸易是向世界展现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与成就的窗口。此外，作为伊休夫时期唯一享有犹太自治权的市政府，特拉维夫市政当局在紧急时期积极地进行旨在稳定市场秩序的管理，可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建国前自主探索民族经济治理方式的尝试。
　　此外，作为“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特拉维夫不仅是伊休夫的工商业中心，还是伊休夫希伯来文化复兴与流行的中心。为了在文化领域落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城市愿景，除了通过“语言战争”的方式复兴希伯来语之外，特拉维夫的建设者还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路径建构了现代犹太城市的公共文化：一方面依托现代主义的建筑理念塑造现代化的城市建成环境；另一方面则在“创造新传统”的基础上推行民族节日的公共仪式化。作为伊休夫现代犹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拉维夫的都市公共文化发挥着探寻建构以色列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