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经学式微与玄学新兴时代背景下的嵇康，于自然名教之辨、“公”“私”之辨，形成独特的哲学思想。 嵇康的身世、性情以及政治立场决定其党于曹氏，而反司马氏，故以自然为尚。而老庄哲学思想，尤其是庄子哲学思想，则是嵇康哲学思想的根源。是以，于自然名教之辨，嵇康高扬自然原则，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嵇康哲学中，所谓自然，是一个本体性范畴，指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指人的纯真本性。而所谓名教则是用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即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则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方面指超越魏晋社会现实，回归于自然名教，而契合于本体自然；另一方面指超越礼法名教的世俗认识及常规，不为“名教”所拘，而顺任自然之性，即所谓“越名任心”。则嵇康所谓“自然”，即包含其理想的“名教”意蕴。 “公”“私”，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不同的哲学家给予不同的诠释。先秦儒家主张“见利思义”，即不以私害公之谓；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而及于“公”。何晏、王弼兼综儒道，而又不同的主张：何晏主张“圣人”无情，王弼则坚持“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于“公”“私”之辨，嵇康主张“释私”而“公”。在嵇康哲学中，所谓“公”“私”，是理想中“君子”与“小人”的人格主体。“君子”，无措是非，而“动以自然”，心与道合，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则嵇康主张人格本体自然论；并试图通过追求理想人格，而实现精神的解脱与超越。诚然，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本体构建的尝试，是魏晋玄学的独特精神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