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企业作为我国投资主体,在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经济环境下,在注重量的积累同时,更应关注质量的发展,故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意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从微观角度来看,提升企业价值,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依靠企业发展来满足财政收支的需要,促进经济稳步前进。税收征管作为企业治理活动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一方面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助力主要利益相关者对管理者的监督;另一方面通过税务处罚活动对管理者自利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而影响管理者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本文从税收征管强度差异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切入点,以管理者自利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试图对税收征管体系改革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议。以管理者自利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作用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出发:本文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税收征管促进管理者提高财务信息质量角度展开,税务机关通过税务登记手段,初步获取企业信息,结合税务检查、税务行政处罚等手段,对企业管理者行为起到监管和震慑作用,从而促进管理者增加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企业信息质量,增加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可能性,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一方面缓解管理者与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融资不足带来的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起到震慑作用,而缓解管理者在职消费、做大企业规模的目标,从而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第二,从税收征管影响企业避税活动角度展开,管理者自利行为可以通过企业避税活动得以满足,以税务登记作为税务机关监控企业的起点,由于国家强制力征税需要,税务机关对企业各方面进行管理和检查,通过提升内部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增加税务检查次数、提高行政处罚力度等方式增强税收征管强度,以防税源流失而减少税收收入,在减少税收征管漏洞的同时,增加对企业信息的获取及管理者行为的监督,降低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易于发现管理者自利行为,通过税务机关对管理者通过造假企业财务信息掩盖其自利行为的税务处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使管理者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而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及公司避税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刘行和吕长江,2018);第三,从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角度展开,税务机关在实际税收征收工作中,强制性分享企业利润,各地区税务机关拥有税收征管自由裁量权,造成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与名义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提高税收征管强度,促使税收征管漏洞减少,进一步减少企业利润,降低内部融资能力的同时增加了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降低了管理者掩盖自利行为的空间,从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角度来看,在企业自由现金流为正时,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内部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即减少了企业管理者可操纵的现金流,从而影响企业管理者自利行为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基于剔除部分数据后的我国2006-2017年所有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税收征管对管理者自利行为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构建以下三个模型:第一,分析税收征管强度对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影响;第二,分析管理者自利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三,分析税收征管强度对管理者自利行为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产权性质、变量替换及适度投资变量剔除三个角度展开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由于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作为管理者自利行为的代理变量,税收征管强度加强使得管理者通过财务报表掩盖自身自利行为的可能性下降,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税收征管漏洞减少,税收征管强度在5%的水平下对管理者自利行为产生显著负相关作用;第二,管理者自利行为在1%水平上促使企业非效率投资,且投资不足现象明显;第三,税收征管在1%的水平上抑制管理者因自利行为而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识到税收征管这一外部治理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一定影响,故从促进和谐征税环境及提高税收征管强度两个方面提出可能有意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