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法律制定之初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未成年人作为国家的未来建设者,其成长与发展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始终是每一个国家、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刑事责任年龄是法律规定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自改革开放时将其设定为14周岁以来,一直都存在着是否需要降低的争论。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近年来日益严重,呈现低龄化、暴力化发展趋势,对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实施何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的争议越来越激烈,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社会公众迫切地希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了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何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在立法层面,关于规范未成年人行为的立法规定零散分布在我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几部法律之中,内容不够明确具体;在司法层面,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空白”地带,对于低龄未成年人既无处罚也无教育,基本“一放了之”,造成了“养猪困局”。基于目前的困境,法学界对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有三种不同学说:“不变说”、“降低说”“弹性说”,其中以借鉴英美法系中“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弹性说”近两年热度有所上升。但是,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应当有稳定性,关乎未成年人的法律变动要谨慎,尤其是对刑罚的适用更要慎之又慎。当前的“不变说”是符合我国的刑法的精神的,是可以兼顾社会防卫和自由意志两种功能的。在维持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之下,还需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以辅助。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家庭、社会多方面共同承担责任。针对暴露出来的的问题,必须立足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下,建立起完整的少年法律体系;明确对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的条件,将收容教养纳入司法程序之中;大力发展强制性亲职教育,提升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教养能力;推动发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矫治作用。通过发挥动员各方力量,多管齐下,创建宽严相济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