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理论被当作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的任务摆在新一代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面前，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开始寻觅救国的道路。地方自治的理论方案，经过众多报刊的热烈讨论宣传，吸引了很多读者的注意。随着经济力量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参与政治的欲望，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这种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化士绅实行地方自治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现实提供的种种条件，使地方自治这种温和的主张变成可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危机的震动、新的政治思潮的冲击、对于革命的恐惧、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这些饱读诗书之士丧失了晋身之阶，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的清政府，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员的压力及倡导下，打出了立宪的旗帜，并把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的主要内容。东南沿海的资产阶级化士绅，在地方官员的许可下，自发地开始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士绅自办及官绅合办的地方自治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在地方自治中组成的自治团体及机构中，士绅阶层始终是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实施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地方自治，士绅阶层获得了合法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涉足于工商实业、新式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作用。地方自治在缺乏经费与人才的情况下在全国全面铺开，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士绅自办及官绅合办的地方自治振作了国民精神，促进了民主宪政的发展，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