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自清朝中期进入天山东路经商发展,在清朝乾嘉时期达到了巅峰。在民国时期,陕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民国时期的新疆相对安定适合商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提升之后,需要内地较为先进的商品输入。“西北大开发”和“抗战大后方”政策激励新疆社会建设和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联动,但陕商在近代化程度较弱新疆地区还面临着军阀贪腐和战争的威胁,以及俄国乃至后面的苏联的商业竞争和商品冲击,对内也有自内地的其他商人间的竞争,导致陕商的经营资本和规模都在萎缩。虽然有富有创新精神的陕商新星,在传统的“合伙制”经营模式中探索近代公司体制管理,但大部分保留传统陕商的经营作风,总体呈现保守求存的特征。从“行商”到“坐贾”,陕商在餐饮、国药、服务业都有优异表现,陕商经营行业的下沉为他们赢得生存空间,到解放后参与到公私合营中。陕商在新疆的社会活动分两个层面,围绕着会馆的群体活动和围绕着自身阶层的社会活动,以陕商为切片,从整体角度出发,内地商人群体的聚集和商业活动促进了新疆城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为新疆社会最早的市民阶层。在内地商人群体中,陕商对丰富发展新疆社会文化习俗具有独特贡献,高抬和秦腔在新疆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陕商推动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商业活动和商业改革中,推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开发,共同推动了“西北大开发”;形成具有相似性的西北地区文化和民风;促进了中华文明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壮大。商业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动力之一,也是国家竞争力之一,推进西北地区商业繁荣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