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伴随而来的是资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失衡。日益严峻的污染现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与气候风险,也严重危及人民的健康和生活。为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我国逐渐由“唯GDP”的发展思路过渡到可持续发展,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特别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和政府对节能环保空前重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迈上新的台阶。然而,近年来仍有部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效果不尽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规制政策时往往会形成策略式行为,为了争夺流动性要素和固化本地资源,常常通过默契合谋等方式对当地企业放松规制要求。究其原因,这些地方政府担忧愈来愈严的环保政策会有损地方经济发展,甚至把发展与环保割裂对立看待。然而,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否真的是以牺牲地区发展为代价?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就业保障等重要的经济指标间究竟有何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于地方政府正确认识环境规制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关注“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两个近年来非常重要的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就业的影响,并分析其具体作用机制,探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1）从企业动态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该项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制造业生产率,相比于低减排指标的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制造业TFP平均而言提升8.8%。考察环境规制指标变动的影响,发现城市每百万元产值需减排的化学需氧量每增加一吨,TFP将显著提高23.3%。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将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代表企业自身技术进步的组内效应、代表企业之间资源配置变动的组间效应、代表新企业进入行为影响的进入效应和代表企业退出行为影响的退出效应,研究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演化从而影响城市经济效率,并进一步结合微观数据对城市层面的机制进行了验证和更为深入的剖析。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组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显著降低了组间效应和退出效应,该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碍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城市制造业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最后,本章通过分位数回归考察政策异质性,发现低分位点的城市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随着分位点的增大,政策效果逐渐减小,至70%及其以上分位点该政策没有显著影响。（2）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使用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分别构建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数据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以城市制造业清洁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产业清洁度,以ACF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技术升级,实证结果显示: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城市单位产值（百万元）需减排的化学需氧量每增加一吨,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将平均而言显著提升53.6%,制造业企业TFP将平均而言显著提高12.4%。在经过识别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有效。在此基础上,本章利用三重差分对环境规制影响城市产业清洁度机制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该政策并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而是通过调整要素配置实现了城市制造业绿色转型。同时,基于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升级的机制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投入中政府补贴的增加,政府投入中的城市环保投入、企业投入中的企业筹集现金额和研发投入在政策前后没有显著差异。最后,在城市层面,对该环境规制政策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公众监督高的城市、小规模城市和环境分权度低的城市受该环境规制影响更大。（3）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使用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企业就业和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就业影响。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层面就业的影响发现“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工业企业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考察企业层面作用机制发现,该政策主要是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企业就业。一方面,该环境规制政策迫使企业缩减产出以达到降低总体能耗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也通过安装减排治污等设备和加大研发投入,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新技术,使资本和劳动发生了替代,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就业的影响最小,东部次之,对西部企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最大。并且,国有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大规模企业受到的政策负向影响相对而言更大。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层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对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尽管该环境规制政策对万家企业的就业产生了挤出,但是从地区总体层面来说,反而支持了“双重红利假说”,考察其机制发现不仅“万家企业”被挤出的劳动转移到了非万家企业,该环境规制政策还额外创造了“绿色”就业。最后,本章对该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该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节能目标量更高的企业平均而言有更高的员工薪酬,表明该环境规制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给员工,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总结全文,本文将城市层面、行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论证相结合,系统全面地探究了环境规制的政策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演化,进而影响地区重要经济指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动力和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效率,为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政策设计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