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也是民族复兴思潮高涨的时代。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给国内妇女界带来了十分巨大的思想冲击,以报纸刊物为主阵地,发出女性的声音,争取自身的权益,是当时女性群体与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妇女共鸣》于1929年创刊,1944年停刊,历经15年,基本横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较长的妇女刊物。一直以来,女性在社会上发出的声音都是微弱的,不被注意的。随着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逼近,国家需要妇女参与到抗战当中,《妇女共鸣》作为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当局默许的女性刊物,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呼喊声中,《妇女共鸣》以女性为主体,将妇女追求自我解放,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在经济动员的过程中,《妇女共鸣》以当时的“妇女国货年”为中心,发表民族复兴的言论。该刊认为复兴民族首先就要做一个爱国之人,而国货滞销,外货畅销正是国人不爱国所致。其中,化妆品、高跟鞋等进口货物数的连年增加,让时人认为妇女更应该承担提倡国货的责任。因此,《妇女共鸣》就提倡国货的民族复兴之路及其中遇到的困境进行探讨,希冀能有更多的人爱国、兴国。除了从政治、经济方面探讨妇女如何投身民族复兴运动,《妇女共鸣》还从文化救国的角度,提出“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的救国方略,并对当时妇女教育受到的阻碍,各界应作何努力来提高妇女教育等提出解决方法。在整个三十年代民族复兴思潮高涨的时期内,《妇女共鸣》对于民族复兴思想的理解整体上归属于国民党的话语体系内。例如将民族复兴与国民党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卫生、节俭、朴实”思想相结合,对广大女性进行舆论引导,体现在1934年“妇女国货年”中要求妇女勤俭持家,有卫生观念。尽管如此,《妇女共鸣》作为女性刊物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引导妇女投入抗战,在客观上起到了启发妇女智识、团结妇女力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