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杜拉斯的主要作品《情人》和她的主要人生经历，揭示了在中国“杜拉斯热”兴起的原因：小说《情人》的几次翻译热潮；电影《情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杜拉斯中毒者”的中国作家，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对杜拉斯进行了模仿和效法。但是这种热潮其实是在选择性地解读杜拉斯，而不是她的全部。中国对杜拉斯的接受，大部分是对《情人》的接受，对杜拉斯的了解，也仅仅是对杜拉斯在《情人》中的创作和表现手法的了解，而不是对杜拉斯的整个创作体系的理解，这种接受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受了杜拉斯极端个人化书写影响的中国作家们(绝大部分是女作家)，她们的作品又被以女性主义的身体书写这样一个视角介绍到法国，“美女作家”们在法国得到的认同，甚至超过很多远比她们有成就的中国现当代优秀作家。这样两种矛盾，反映的其实是同一种文学现象，在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中，笔者认为存在着一种“选择性误读”：翻译和接受者会按照自身的情况(包括社会背景和个人情况等各个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取舍性的接受。文学交流是一种跨国、跨文明的行为，而这种“选择性误读”也成为这种跨国、跨文明行为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由于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文学变异，又给不同的文化、文学打上自己不同的烙印。也就此产生了杜拉斯在中国的被误读和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被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