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的人户分离现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人口社会现象，也是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再分布、即人口工作-居住空间格局调整的集中表现。人户分离现象的产生与存续，与城市管理体制和社会制度框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与运行，而且给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带来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　　为此，本研究以人户分离现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北京市为例，基于实证与理论两个维度，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别从人户分离人口的动态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特征（包括家庭特征）、导致人户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及深层次原因、相关制度框架与管理模式等三个层次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制度与政策的对策建议。由于以往的研究局限，对人户分离人口的基本特征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因此，本研究从最最基本也最基础的分析入手，通过系统地描述展现了人户分离人口的人口、社会、经济等基本特征，其中还特别对人户分离人口的家庭状况进行了专门分析，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外，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国家政策影响巨大，并具有浓重的制度色彩。其中，市内人户分离现象的形成与存续就受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直接制约。因此，人户分离引发或连带出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性、政策性问题。基于此，将在系统认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基本特征及其微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市内人户分离现象形成的制度沿革、中国户籍管理模式建立与发展的过程进行简要回顾和述评。同时，结合制度背景、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层次讨论，尝试阐释市内人户分离现象更深层次的内在动因，了解导致人户分离现象存续的作用机制，分析造成的后果。最后，进行理性思考，提出改革管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2000年以来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动态变化趋势、分布及流向、分离时间、分离原因、群体的性别-年龄结构特征以及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住房来源等社会经济特征。研究结果显示:　　(1)自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市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持续膨胀，保持着一种平稳增长的态势;目前约有1/5的户籍人口处于市内人户分离状态。　　近些年，远距离的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急剧增长，已超过区县内人户分离成为主要的市内人户分离空间表现形式，人们居住地的变动范围更广、人口向城市边缘地带疏散的特点突出。　　(2)城市功能拓展区由于其区域功能定位和便利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主要聚居区。但随着城市产业发展重心外移，城市发展新区以其相对低廉的房价优势成为继城市功能拓展区之后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疏解的吸纳地。北京的城市化发展已进入郊区化阶段。　　区县内人户分离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并带动生态涵养发展区人户分离日趋活跃。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流入地为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流出地则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受到跨省流动人口聚集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聚集的双重挤压，成为人口管理和服务压力最大的地区。　　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的居住地和主要户口所在地紧密相邻，对流特征明显。既体现出城区人口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序次疏散的特点，也说明人们偏爱选择临近、相对熟悉的地区作为新居所在。　　人户分离人口是一个以中青年人为主的群体。他们因较好的经济基础更具备改善住房条件的能力，少有对传统地域文化的眷恋使他们的流迁动能相对更强，城市中心区的超高房价对他们在郊区买房、居住而户口留滞城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婚嫁及子女随母申报出生登记的影响，女性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略多。　　(3)人户分离人口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虽以中等教育程度为主，但高于人户一致人口，体现出人户分离人口的教育选择性特征;该群体的婚姻状况构成稳定，以有配偶为主;户口性质以非农业为主，近些年非农户口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以长期分离为主，动员户口迁移的难度很大;拆迁搬家是造成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流迁的主要原因;随着户口资源分配功能的弱化，“不愿意迁移户口”等观念性、心理原因是目前人户分离现象的主观动因。　　(4)通过将以个体为单位的人口数据重构为家庭数据，看到了人户分离家庭的一些重要特征。　　与跨城市人口流动以个体为主的模式不同，市内人户分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产生的特点明显。形成人户分离的直接推动是居住地的改变，但因举家人户分离是普遍现象，这种变化并不影响到家庭的团聚和家庭形态的变化。　　市内人户分离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人户一致家庭，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人户分离家庭中，有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家庭众多，所占比例在不断增加，义务教育政策对人户分离有重要影响，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形成人户分离是导致人户分离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家庭住房来源以购买公有住房为主，购买和租用商品房的比例在上升。户主及其配偶的职业位居首位的均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职业层次相当高。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类似，市内人户分离家庭处于长期人户分离状态，拆迁搬家是其流迁的最主要原因。　　(5)在对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和采取单独检验方式初步阐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消除影响因素间的交互影响，利用可获得的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抽样原始数据，本研究使用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两个年份影响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家庭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模型结果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住房来源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这验证了描述分析的结果。受婚嫁等原因影响，女性发生人户分离的可能性要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决策越趋于理性，越能选择有利于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决策，从而发生人户分离的可能性越大。即: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相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人户分离的发生比最高;因社会附加在非农业户口上的价值远远高于农业户口，因此非农业人口人户分离发生比高于农业人口;因租用商品房不符合现行的户籍迁移政策，因此与自建住房相比，租用商品房的人发生人户分离的可能性最大。　　(6)户籍管理制度是人户分离产生的制度根源。为此，本研究从新中国户籍登记制度建立、户籍迁移制度的有关规定以及人户分离现象产生的历史沿革入手，着重阐述了北京户籍登记管理的基本模式和具体规定，并介绍了户籍管理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出台的一系列解决人户分离的便民措施。以此为背景，本研究着重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探讨了在制度安排的框架内，人们是如何做出人户分离的理性选择的。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现状是人户分离形成的根本性原因。第一，城市规划、布局的调整和住房制度改革，是人户分离现象发生的直接内在动因。第二，长期以来，城市中心区是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中心城区实施拆迁改造及人口疏散工程，郊区兴建大量住宅小区以吸引居民流入。但这些地区的基础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不健全也不成熟，与城区资源配置水平形成巨大反差。第三，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社会主要管理制度均依托于户籍制度建立，并实行户籍属地管理模式。因此，要享有城区的资源必须保留城区的户籍。第四，户籍登记制度缺乏强制性措施，对公民住所变动迁移户口没有硬性规定。第五，各职能部门新出台的一些政策，如:大学生毕业户口可在原就读高校保留两年等规定，直接推动了人户分离的形成。以上五个方面推动了主动型人户分离现象的产生，即虽然具备在现住地办理户籍迁移的条件，但主动选择不迁移户口。第六，社会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租房、购买小产权房入户的问题，因户籍管理的滞后性无法解决，形成被动型人户分离。　　在微观层面上，本研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源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以及社会理性三个不同层次的决策机制。阐释了个体（或家庭）的人户分离决策，是在保证自己有更好的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包括为下一代的生存与发展考虑）、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在综合考虑影响个人生活方方面面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目的是获得最满意的行动结果。同时，为说明人们不同理性选择层次对市内人户分离的影响，本研究特别对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地区的户在人不在的人户分离情况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理性选择对人户分离的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市内人户分离现象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较全面、系统的分析。两个层面，一是对人户分离人口本身的群体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析，旨在推动更客观、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人户分离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二是对我国的户籍迁移制度及在制度背景下人户分离现象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人口管理模式变迁的路径。虽然这些分析的深度有限，但是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基本依据，特别是作为对以往相关研究薄弱环节和局限的回应，本研究在这方面开展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仍然具有新意和其应有的价值，填补了一定的认知空白。　　(2)对人户分离现象进行了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分析。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作为独特人口社会现象的人户分离现象，本研究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借助“推拉”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对造成市内人户分离现象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深层诠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是对原有研究成果的一种推进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