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经济活动的日渐复杂,维系高管工作效率的薪酬契约形式逐渐多样化,多以显性契约为主,同时包含一定程度的隐性契约作为补充。高管隐性薪酬是显性货币薪酬之外的报酬或利得,在职消费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居高不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界围绕高管隐性薪酬的“代理观”与“效率观”表现展开研究。“代理观”认为隐性薪酬是滋生腐败、提高代理成本的主要原因,亦是高管侵占公司资源的表现;“效率观”则认为高管显性薪酬激励不足情况下隐性薪酬可作为替代性激励手段而合理存在。隐性薪酬到底是一种补偿性激励手段还是代理问题表现,取决于特定经济活动或经营环境下哪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而现有研究对于隐性薪酬经济效应影响因素的探究十分有限。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存在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一是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问题）,二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类代理问题）。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公司经营环境和管理者特定行为可能对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机制至今尚未明晰。首先,业绩波动为股东与高管经济利益带来风险,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业绩波动反映了公司经营风险,为高管显性收益带来较大不确定性,高管可能会通过自利手段谋取过度隐性收益以弥补显性损失。风险环境下股东为降低代理成本会提高内部监管力度,抑制高管谋取超额隐性收益的自利行为。其次,大股东掏空行为使公司内部第二类代理问题凸显。合谋掏空是一种典型的管理者自利行为,加剧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隐性薪酬具有隐蔽性强且交易成本低的特征,常被大股东用于掏空收益分享。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分析上述问题,发现大股东隐性薪酬支付动机与高管隐性薪酬获取动机均可能改变,导致高管隐性薪酬经济成分及结构发生变化,即业绩波动与合谋掏空可能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产生影响,二者之间亦可能存在交互影响。该方面研究十分薄弱,需要深入探索。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隐性薪酬为研究对象,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研究业绩波动、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以及二者的交互影响。首先,在经典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引进业绩风险与掏空程度等关键影响因素,重新构建了多任务和多方委托代理模型,从理论上阐释业绩风险与合谋掏空行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其次,以2012-2017年87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上述影响,并探索高管对股东的依附性特征与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及主要结论如下:（1）检验业绩波动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业绩波动显著降低了高管隐性薪酬,非国有公司更明显;②业绩波动促进了高管隐性薪酬正向经济效应的发挥,国有公司更显著;③高管独立性越强,业绩波动对高管隐性薪酬的负向影响越显著,对隐性薪酬正向经济效应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检验合谋掏空对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合谋掏空促进高管隐性薪酬提升,削弱了隐性薪酬正向经济效应,国有公司更显著;②高管独立性越强,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提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对隐性薪酬正向经济效应负向影响越明显。（3）检验业绩波动、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①业绩波动与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具有交互作用,其中合谋掏空削弱了业绩波动与高管隐性薪酬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业绩波动对高管隐性薪酬“效率观”表现的促进作用;业绩波动则促进了合谋掏空与高管隐性薪酬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效率观”表现的负向影响。上述结论在非国有公司中更为显著;②高管独立性越强,业绩波动与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交互作用越显著。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研究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影响因素,为理论探索开辟了一条新思路。（2）以公司经营环境与管理者特定行为为切入点,探索业绩波动与合谋掏空对高管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影响以及二者的交互影响,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3）在经典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含有业绩风险、合谋掏空程度与隐性薪酬因素的委托代理模型,从理论上阐明了业绩波动、合谋掏空对隐性薪酬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机理,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4）突破高管同质性研究框架,引入高管异质性因素,探索高管与大股东依附关系对上述问题的差异化影响,使研究结论更符合中国现实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我国高管隐性薪酬激励实践提供有益借鉴,亦可对上市公司治理提供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