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延续,除了依靠要素投入之外,技术创新在其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研发创新投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不到GDP的1%,增加到当前的2%以上,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我国的创新产出也取得了十足的进步,专利申请量从1995年的45064件增加到2017年的183多万件,并自2011年起正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力正在逐步体现,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然而,中国目前总体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无论是创新投入水平还是创新产出质量较同期发达国家依旧存在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总体上来说东部地区创新能力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且地区间的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已经有学者发现了我国区域创新产出差异问题,但关于地区创新产出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并不多,对政府行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是关注甚少。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则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转型的必要保障。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并将压力传导到市场上,就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式和干预力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本文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选取企业创新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我国的财政体制、财政激励机制的角度考察了财政压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其中的政府行为渠道。具体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总领概括本文的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并对文章整体的脉络和思路进行系统性梳理。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节分别从企业创新宏微观影响因素、财政压力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梳理,以此为本文即将开展的研究做必要的理论铺垫,也为更好的界定本文对中国背景下研究的边际贡献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第三章基于现有财政体制下,财政压力会内生出地方政府增加可用财政收入的激励这一基本判断,通过构建包含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三者的理论模型,考察我国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创新产出可能存在的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及其中的政府行为渠道。接下来,本文通过结合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必要的经验验证。第四章针对财政压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综合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第四章发现财政压力对企业创新产出整体呈现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对地方财政压力如何抑制企业创新产出进行了经验验证。其中,第五章认为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税收征管上的自由裁量权,一旦迫于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往往会改变以往“放水养鱼”的方式,反过头来加强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甚至征收“过头税”。税收征管力度的提升,增加了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也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力,导致导致企业创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第六章则认为,除了提高实际税率,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培育税源、扩大税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平均来看,国有企业不仅税收贡献度要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税收的稳定性也更强,在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方面,国有企业可以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会加剧对国有企业的依赖。而这不仅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扭曲了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使得创新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更容易退出市场。第七章对本文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章最后还指出了研究中仍旧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经过研究论证,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地方财政压力整体上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价值更高的发明专利方面,同时财政压力对非国有企业、非出口企业,对位于发展压力大、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产生的不利影响更大;第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引发了税收征管力度的提升,税收征管力度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税收执法“弹性”更大的企业所得税方面,非国有企业、地税局负责征收的企业、发展压力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企业税收负担提升更加明显;由于税收征管强化提升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少了企业的留存收益和现金流,同时也减弱了企业的内部融资能力,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些均导致了企业创新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第三,财政压力越大的地区,国有企业增加值占比相对更多。财政压力造成的国有企业依赖效应在经济发展压力大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面对财政压力的冲击,地方政府更有可能会选择扩大本地已有国有企业增加值而非吸引新的国有企业在本地投资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本地国有企业的总增加值。此外,政府干预下的银行信贷支持是财政压力背景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在财政压力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和利用低价出售土地的方式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依赖度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更多的创新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得以在市场中继续生存,而创新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由于资源被挤占退出市场的风险更高,对地区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所做工作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丰富了“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存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攫取之手”;第二,揭示了地方财政压力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政府行为渠道,对政府行为及其动机进行更加制度化、经验性的解释;第三,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微观机制,更为清晰地展现了“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三者因果关系的传导链条。最后,本文采取的“自然实验”研究方法,较好地克服了以往传统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