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冲突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大问题,且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利益抗争强度大以及影响范围广等特征,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系统的平稳运行和城市化道路能否顺利转型。本文对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研究融入了“政府治理”这个结构性因素,认为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功能不合理是土地冲突演变的重要原因,土地冲突具有发生、扩散以及转化等演变过程。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对土地冲突发生机理的阐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却不能完整地解释土地冲突演变的一般规律和社会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冲突显性地表现为地方政府和农民围绕土地收益分配展开的利益博弈,而要深刻地揭示这两个主体的行为逻辑就需要把握住地方政府治理这个因素。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冲突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政府主导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行为逐渐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转变,即经济发展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征地拆迁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这种经济增长机制背后隐匿着不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和城市发展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借助自身的强势地位,控制和垄断了土地收益绝大部分；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农民只获得了较少的征地拆迁补偿。此外,被征地拆迁农民还承担了土地利用效率低、城市建设项目失败以及“再社会化”门槛高等经济社会成本。权力边界模糊、收益分配失衡以及不合理的城市化成本负担是导致土地冲突产生的利益根源。在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以信访维稳制度为基础构建起了应对农民利益抗争的策略化治理手段,即综合地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来处理日益严重的土地冲突。这种策略化治理工具无法合理地处理农民的土地利益诉求,只是依靠强制支配方式将土地冲突的压力向下传导,实现社会秩序的“刚性稳定”,却造成了土地冲突在社会系统中不断堆积和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冲突将会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逐渐演变为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系统性风险。在实证研究中,遵循理论演绎法的完整路径,本文提炼了一个关于土地冲突演变的理论命题系统,详细地归纳和总结了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因素与土地冲突发生、扩散以及转化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权力边界模糊、收益分配规则、成本分担机制、锦标赛体制、土地财政以及策略化工具等治理因素对土地冲突演变的作用机理以及一般过程。实证研究的结论来源于E市、L市、G开发区以及H新区的田野调查和多案例,这些理论命题的概括和提炼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多案例研究保障了材料的丰富度和可靠度,比较生动地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基本情况。实证研究中还进一步探讨了哪些治理工具有利于化解土地冲突,即如何使土地冲突朝着良性可控方向转变,为治理机制构建奠定了基础。土地冲突有效治理需要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农民以及政府与社会等多组利益关系,既要注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也要促成地方政府治理朝着“善治”方向转型。基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土地冲突的治理对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约束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行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防止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的激进情绪；构建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规则,让农民以土地分享城市化收益；强化正式治理对土地冲突的协调作用,释放土地冲突的压力：政府职能向公共利益回归,为被征地拆迁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