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引人注目的话题。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这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过十余年的反思和争鸣之后，中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提出了一个超越传统意义的概念“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协调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将目光回溯到八九十年前的中国近代史时就会发现，本文的研究对象任鸿隽，早已开始从哲学、历史和社会等人文的角度阐释科学的性质和作用，并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精神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改革，他的(思想与实践)言行主张与当前中国科学哲学界的前沿话题“科学文化”，有着极其相近的学术旨趣。本文即是以任鸿隽对“两种文化”的融通为线索，深入探研他的科学文化思想。 在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任鸿隽由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科学救国论”者。在他看来，“科学是立国的根本”，国力之盛衰、政治之兴废及人心之振靡，无不与科学的进步息息相关。他的“科学救国”涵盖着建国和兴国之意，因而也就成为其终身不愿放弃的事业。在取得民族革命胜利后，他仍建言政府“要把科学当作国策”。这种以发展科学来挽救国运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甚而是被冷落和批判的，但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和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科学救国”理想的驱动下，任鸿隽一生都在思索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一是怎样在中国发展科学?在对前者的探索中，他逐步深化对科学的认知，纠正国人对科学的误解，针对不同对象以多种途径传播“整个科学”的观念，努力为引进和发展西方科学清除障碍。同时，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和熏陶他深知，在传播科学观念之外，更需切实推进科学研究。他效法西方，创立学会和研究所；兼顾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倡导注重纯粹科学研究和优先发展地方性科学。他对科学研究机制的早期探索，体现了其科学精神与爱国精神的高度统一。 对科学救国、科学内涵、科学研究机制等问题的独到思考，无疑均彰显了他融通“两种文化”的思想前瞻性。所有这些表明，他应该算是近代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的先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