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级开发区生命周期理论对经开区和高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率及方式、区域创新系统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能够揭示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规律并找到最优发展模式，优化落后地区的发展路径。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家级开发区二十几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重新审视，以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研究经开区和高新区的发展特点，二者发展的共性与差异，最后针对两类国家级开发区的阶段特色提出差异化的产业政策。（1）开发区生命周期理论基于以上认知，本文首先将国家级开发区的生命周期理论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更为宏观的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并针对几类生命周期理论间的包络关系进行探讨。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生命周期，而经开区的发展则主要依靠产业生命周期。另外，国家级开发区的生命周期特征明显，因此可以根据特殊的产业政策、发展目标，更合理地对国家级开发区进行阶段定位。（2）专业化生产与产业结构趋同为明确国家级开发区成长期的发展差异，本文采用了一定统计方法对国家级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发展现状和产业趋同情况进行了研究。经过地区专业化指数的测度发现，传统主导产业分布相对均匀，地区专业化程度差异不大，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差异非常大：化工行业和家电制造产业虽然生产集中，但集中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并不高，生物医药产业虽然在全国都有分布，但主要专业化生产集中在某些发达地区，数字技术、海洋产业、物联网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地理集中和专业化程度相吻合。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开发区存在着很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这种趋同不仅出现在同类开发区之间，而且蔓延到经开区和高新区。所以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比较优势是两类国家级开发区实现互补协同发展的最优方法。（3）生产效率及增长途径差异首先，经开区及高新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程均没有通过时变的技术有效性检验，中性技术进步特征并不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类开发区的技术效率均无明显的提升。其次，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发现，经开区和高新区的发展驱动力显著不同。在发展初期，优惠政策是二者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在成熟期，经开区主要依靠规模经济效应，而高新区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来达到优化发展。因此，经开区应主要采用立足本土产业引进外来技术的产业政策，而高新区则更多运用依靠资源培育优势产业的发展模式。另外，劳动力市场扭曲限制了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特别限制了经开区的发展。（4）国家级开发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测算发现，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依然成立：在存在运输成本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地域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同时局部Moran’s I指数揭示，经开区的辐射域更广，且大部分地区位于高增长高滞后象限，从经济发展和产业链的角度所观测到的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更显著。经过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估计后发现，在地区带动发展潜力方面，高新区以本地区经济增长带动毗邻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溢出效应的边际影响为6%，溢出机制主要源于固定资产投入、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流动，技术扩散的效果更为显著。经开区方面，以非经济增长的随机扰动因素带动毗邻地区经济发展的间接溢出效应的冲击强度为5%，溢出途径主要依靠地区专业化生产，经开区技术扩散的能力被高估，但产业溢出渠道的影响力被低估。（5）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级开发区创新能力培育的重要依托在初创期的国家级开发区，适宜采用政府主导的创新系统模式，采用技术政策促进国家级开发区的创新能力，“马歇尔”外部性效果较为显著；在成长期的国家级开发区，学习型的区域创新系统更利于其发展，科学政策效果较好；成熟期的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政策的促进效果增强，产业多样化带来的“雅各布”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技术扩散和溢出。（6）产业政策的失效国家级开发区的产业政策还因特殊的制度背景、主体资格不够明晰、寻租行为和委托—代理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执行力大打折扣。首先，目前相对固定的考核制度和分权博弈体系非常不利于现有的产业政策对国家级开发区做出正确的路径指导，地方政府会为了短期利益和更大的分权尺度向以数量为纲的考核标准靠拢，同时寻租式的招商引资模式和政策实行时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级开发区的资源浪费。其次，指标体系没有起到正确的规划作用。全国所有的开发区一类评价标准更不利于落后的开发区推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应当对产业指标体系按照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阶段进行分层。在没有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下，税收流失和地方福利的扭曲是国家级开发区的损失表现。故强化政策执行与保障相关立法是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总而言之，现阶段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于高新区和经开区而言差别不大，经开区与高新区趋同的产业政策必然导致趋同的产业结构。因此，为实现高新区和经开区的有效、合理、长远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管理，分而治之，做到产业政策有针对性，战略定位有阶段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