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Livius)与东汉史学家班固是东西方古典史学领域的出色代表，他们不仅有杰出的代表作流传于世，并且他们的天（神）人思想，对历史运动的认识以及历史编纂的方法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时代特色进行了创新，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二人的史学思想也有许多相似性，例如典型的二元史观、对历史变动的认可、循环史观以及对历史的道德示范作用的重视等等，但是在二人的相似史学思想背后却是巨大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这种异、同的存在正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本文立足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与班固的《汉书》，着力于考察李维与班固的史学思想的异同，希冀以此为切入点，在比较二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究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思想的异同，并分析这些异同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分五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总结、梳理中西比较研究的成果与脉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平台。对李维和他的《建城以来史》，班固及其《汉书》进行介绍，李维与班固都生活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当时主流的学术思潮、前辈学者的学术传承以及统治阶级对历史学的重视都为二人的历史创作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二人史学思想提供了养分，二人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创作了《建城以来史》与《汉书》，开创了中西方新的史书编纂体例。　　 第二章，对天（神）人关系的思考，李维与班固都相信天命与神意的存在，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论及。天命与神意在中西方先民的思想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天”不在是万能的也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但是“天”并未彻底远离，只是作用不再那么明显，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逐渐展现出来。在对于天与神的具体认识上，中西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西方传统史学中，天命与神意对于人事的干涉程度是不同的，而更为重要的不同点是，中国的“天”是作为道德标尺的形式存在的，而西方的神却不具备这种道德评判的功能;对于人的认识上，双方都受到古典时期英雄史观的影响，主要记载了历史中的帝王将相与英雄人物的事迹。李维与班固这种对于历史本原的认识既继承了中西方史学的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特色，体现了中西方古典时期对于该问题的认识。总体看来，他们的史学思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二元史观。中西方二元史观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以及宗教、哲学的影响。海洋民族与大自然之间主要呈现出一种对立与抗争的形态，这种情况反映到西方的思想意识中便是神对人事的干涉以及人对于神的反抗，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对天更多持一种崇敬与依恋的情感，反映到神话中就是神对人的帮助以及天人之间和谐共处;而中西方不同的国家构成方式也导致了中西方对人的历史地位认识的差异，西方在和平联盟方式下形成了国家，以法律为行为的准则，以平等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在这种社会体制中，人的历史地位被凸显出来，神被置于虚幻的位置，虽然能够干涉人事但是最终社会的发展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因此，在西方的思想中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天人相分”是其思想的立足点;而中国是经过部族战争的方式组建了最初的国家，血亲的观念被保存下来，专制统治催生了一神论，对家族祖先崇拜与对“天”的崇拜融合在一起，最终在中国“天人合一”成为人们对天人关系最为基本的认识。中西方的这种思想传统在哲学与历史学中也被承袭下来，在学者们的著述中都有所体现，这些传统影响了李维与班固的历史观念，并且经过二人的发展，这种天人观念对其后世学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对历史动力的认识中，李维与班固都承认历史是循环变动的，二人分别使用了“年代记”与“通古今”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的变化过程。但其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李维用“悲观”的视角而班固却使用了“进化”的观念诠释了历史的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早期的生存方式给人们的思想打上的烙印，西方生存环境的多变再加上亡国灭种的战争，人们生活动荡，总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衰退的时期，即使有复兴的希望，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向黑暗的深渊，这使得人们将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循环，而中国却正与此相反，虽然人们也崇尚古代的社会风尚但是在很多学者的眼中，今胜于古，历史是以一种进步的姿态不断向前推进的。此外，对于历史运动中规律性的认识，西方学者始终认为历史是变动的是无法掌握的，因此努力地寻找着历史中恒定不变的东西，认为“一切为一”，而中国学者却认为历史的变化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追寻历史变化中的“常”。此外，中国的循环史观还与正统史观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正统观以历史的循环为依托，以五行三统为核心，将王朝的更迭与五行与天意相结合，呈现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第四章，中西方古典时期的史学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诉求，在李维的《罗马史》与班固的《汉书》中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记载，史学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当代的人们树立一种道德的范例，这凸显了中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教育的功用重视与倡导。但是在这种相似的大前提下，中西方道德史观却是又各具特点，这主要包括道德教化的对象、内容与出发点的不同，造成这种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导致了道德教化的对象一个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阶层的，而另一个却是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历史书写中道德内容的不同，中国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其要求的道德层面是广泛的，既包含了对于君主的道德要求又包含了对于王公大臣与普通臣民的道德要求，而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由于历史眼界的限制以及由于社会现实导致的对于军事史和政治史的重视，他们对于道德要求的内容相比中国而言狭窄了许多，主要集中于对于与平民的勇敢、虔诚、忠贞等方面;再者中西方道德教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的重视主要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西方尤其是罗马则是为了彰显本民族的优越性，这也导致了双方对于道德教化的重点的不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中西方的道德史观即有相似性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第五章，中西方历史的书写与编纂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相似点与差异性。对于史学而言，求真是必不可少的，真实是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求真的程度上，基于探寻与研究基础上的西方史学是明显高于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中国史学，但是在阙疑方面中国史学发展的更为出色。求真与阙疑是史学得以传世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而一部史书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还在于其优美的书写方式，在这方面中西方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李维与班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方史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受到历代学者的喜爱，凝练的语句和典雅的措辞是二人的长处。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看，历史的编写方式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思潮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编纂方式，李维与班固就是结合自己自身所处时代的背景，开创了全新的史书编纂体例，并且班固所开创的断代史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范例，被代代传承。　　 在对李维与班固的史学思想的进行比较之后，可以看出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虽然相距遥远并且没有交流，但是在两种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中诞生了十分相似的史学思想。要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方法才能实现，这种史学思想的比较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中西方史学家都在追求历史的真也在追求史学的美，史学最终是一种真、善、美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史学家具有高尚的史德，历史是人书写的，如果书写历史的人缺乏这种美好的品德，那么所书写出的历史必定不能流传后世。史学是一门直指心性的学问，史学是在探求人类的真、善、美。人类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学术，学术的枢纽，操之于史学。史学上充满美，充满善，那人类的文明将更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