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吕碧城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在论述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时,对其思想和创作风格的转变却往往语焉不详。本文以吕碧城思想和创作的转变为主要论述对象,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吕碧城思想的转变,也即是吕碧城的文化选择。由前期的女权高唱,到后期的皈依佛门,在详细梳理这一转变轨迹的同时试图对其选择做出阐释。引入传统文化作为参照,在女权高唱时期,吕碧城在尊重性别差异性的前提下所追求的女性生命个体的解放,既是对传统的叛离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背离。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佛教文化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为吕碧城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尤其是旅居国外之后,出于国家认同,吕碧城自觉选择佛教文化作为自己文化身份和国别身份的象征。第二部分论述吕碧城在文化选择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吕碧城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坚持以“雅”文学观作为创作的准则,吕碧城提倡的“雅”文学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文言,同时也隐含着对于文章内容的要求。在其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吕碧城提出“本色书写”的原则,从女性性别本色和尊重文体本色两个方面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而其独特的行游经历使得吕碧城也非常重视个人境遇对文学创作的作用,跨越空间的个人行游不仅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而且对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作用。吕碧城的创作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但其《纽约病中七日记》,是一篇用白话写作的日记体散文,并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吕碧城对于白话文的态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是在其文化选择的影响下,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旧杂糅的风貌。吕碧城的“雅”文学观使得她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诗半旧”的特征,在诗歌内容上有所突破的同时固守古典诗歌的形式。在词的创作上继续前人推尊词体的努力;在“破体”的理路之外,由“本色书写”出发,将其词创作纳入“辨体”的范畴。而其文的创作则在互文性的视角下,从文本互渗和文体互渗两个角度突破了传统书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