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在中国扶贫进程中,内外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模式下,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源式扶贫的资源传递中,村级组织作为扶贫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承接者,占据重要一环;内源发展式脱贫方式中,村级组织作为村内的精英力量,对于带动村内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的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削弱“精英俘获”对扶贫资源造成的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能人带动效应,对于农村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从村庄层面探寻农村贫困治理的新思路,着重回答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村级治理能力是否能显著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这种影响是否一致,是否因村庄贫困程度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能够显著影响农村贫困,那么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路径与机制为何?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为提升中国扶贫治理效率,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本研究在“贫困陷阱”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框架,并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基于陕西省内宝鸡市、咸阳市、安康市、榆林市、商洛市共5市16个县154个乡镇546个村庄的调研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指出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2010-201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无论是在绝对人口分布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比重均表现出在山区更高的聚集度,且在2015年以后进一步山区聚集的趋势。基于陕西省内的调研样本的分析中,安康市贫困程度最深,商洛市贫困发生率较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与之相反的宝鸡市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但市内村庄贫困发生率却排第二,榆林与咸阳市的贫困程度最轻;从健康、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平来看,依然是安康与商洛表现最为贫困,宝鸡、咸阳次之,榆林贫困程度最轻。对比林区与非林区两组样本村庄发现,林区样本村庄在四个维度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非林区样本,再次论证了贫困人口在林区地形聚集的结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扶贫资源向贫困程度最深的安康与商洛市倾斜较多,榆林市虽贫困程度最浅,但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排名第三,其次为宝鸡市,扶贫资源相对投入最少的为咸阳市。在分地形的扶贫项目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村庄获得的扶贫资源要显著高于非林区样本,但因贫困村的进入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存在扶贫资源瞄准效率低下的情况。(2)基于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从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村级治理能力度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对调研样本村庄的村级治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综合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样本均值仅为0.136,四个维度的均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分地级市对比分析中,总体村治能力水平排名为榆林市>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其中榆林市在村治能力综合指数与各维度指数中均排名第一,安康与商洛市除个别维度外,均表现靠后,表明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更高,在贫困林区的均值水平则较低;林区与非林区的样本对比来看,林区样本组除社会管理能力外,均显著低于非林区样本的均值表现,这一结果说明了村治能力与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3)为进一步了解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从“制度”与“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对村庄治理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中民主选举变量的选举候选人个数与选举投票率、民主监督变量中的监委会成员数以及宗族规模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村干部个体特征因素中,村支书受教育程度、村支书任职年数、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及村主任特殊经历均对村级治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村主任任职年数却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民主选举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中,民主选举能够通过选举出高素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通过提高村庄引进资源能力及发展村内经济的能力来提升村庄综合治理能力;民主监督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检验中,民主监督手段并不能让高素质的村干部表现出更好的能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主任的社会管理能力;非正式制度变量的宗族网络规模与村干部个体变量的交互项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村干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有促进作用。(4)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的分析中发现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村级治理能力越高的村庄能够产生显著的减贫效果。整体调研样本中,村级治理综合能力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同时村庄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比重高、耕地资源质量差、自然灾害频发、灌溉设施及公共交通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村内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企业等因素也是造成村庄贫困的重要因素;为考察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村级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系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门槛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且在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要高于贫困程度较浅的样本村。同时,对样本依据林区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处于林区内的村庄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十分显著,而非林区样本村庄的村级组织减贫效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5)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减贫效应的分析中,村级组织在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四个维度减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整体样本分析中,仅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构显著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表明当前农村社会,村庄治理目标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是较为正确的。在对不同贫困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在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发展经济能力减缓贫困的作用更为显著,而资源获取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反的,在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村级资源获取能力与农村贫困呈显著负向相关,而发展经济能力并不显著,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在门槛回归中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仍然需要依靠加大外部资源流入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实现减贫目标,而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主要依靠激发村庄内源式发展动力,带动村内居民生产发展积极性来改善村庄贫困;林区与非林区地带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显著减少村内贫困状况,非林区样本村庄则主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发展经济能力来带动农村发展。(6)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结果中,揭示了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主观减贫机制”直接作用于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措施的间接效应的影响,最后是通过特色产业经营,调节特色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农户收入渠道的方式。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的减贫路径来看,资源获取能力与发展经济能力通过发展村内产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介效应以实现减贫的效果要优于直接减贫的效果,而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减贫效应是高于通过发展产业的间接减贫效应的。第五,从四个维度的减贫总效应对比来看,村级组织社会管理能力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公共服务能力,再次为发展经济能力,最后为资源获取能力,表明当前农村需要通过村级组织实现减贫目的时,应以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村级组织的管理经验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实现减贫的有效路径,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以实现减贫的效率相对要低一些。对比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机制发现林区地带村级组织通过直接减贫措施以及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村内贫困状况,而非林区样本中仅通过企业发展与开发特色资源的方式能显著减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