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演进,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在当前的国家贸易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分工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某一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由此形成了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这种国际分工形式对参与分工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现有文献来看,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待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贸易这一现象,使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程度和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分析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地理路径,并对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来带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对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VSS)进行了测算,但由于使用的指标和数据不同,得到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对现有测算方法进行总结和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不同指标对我国总体、各行业以及各地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逐步加深。2004年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出现下降。在行业层面,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最高的行业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部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出口中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则有所减少。在区域层面,我国东部地区的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明显高于同期内陆省份水平,但近年来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的VSS表现出上升趋势。　　从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地理路径上看,2000年以来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具有密切联系的地区依次为东亚、欧盟和北美地区。其中,东亚地区在我国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中的重要性在近年来有所下降,而欧盟国家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联系更加密切。包括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德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伙伴。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在我国的具体配置情况,本文发现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机械设备、机动车辆、精密仪器等中高技术行业中。在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东亚经济体间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低技术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我国主要与东亚国家间开展,并在近年来更多的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相关零部件。　　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生产的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同时这种分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影响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在我国的技术进步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发现这种技术进步效应在不同部门间表现出差异。在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垂直专业化贸易对行业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种正面影响则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中低和高技术行业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异,相关行业目前从事的分工生产活动仍然以加工装配为主,获得的技术外溢较为有限。　　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经济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本文使用不同的方法划分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实证检验,认为现有文献关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我国就业结构影响的不同结论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划分方法和使用的数据有关。实证研究显示,总体而言垂直专业化贸易并未对我国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中的研究和试验发展(R&D)人员,参与垂直专业化贸易显著降低了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就区域而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参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各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东部地区从事R&D活动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则随着地区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的提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论文的最后,我们归纳和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根据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现实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