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苏州商会是依照清末政府法令设立的新式商人社团,自主制定商会章程、商事公断处章程等自治规章,较为民主地进行成员选举、内部议事、理案公断等自治实践。这些既是商会自治的基础,同时也是商会自治的表现。近代苏州商会通过高度自治保护商权商利,推动着城市经济、政治、法制、社会生活的转型。近代苏州商会自治领域不断扩展,之前关于近代商会自治功能的研究囿于开通商智、联络商情等单纯工商领域的思维模式,无法全面、真实反映商会自治活动。通过采用转换研究范式的方式,用“区域”这一分析工具重新审视商会自治领域的延伸,使得研究更加深入、透彻。采用“区域”分析法,通过选取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商会组织为研究对象,丰富了商会自治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将苏州商会自治功能的研究置于整个苏州区域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考察,使原本被研究者人为分立的商会自治活动和商会绅董参与的地方自治运动统一于同一范畴之内。视角的转换,有利于透过苏州商会自治活动,生动把握近代苏州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发展史,以丰富的史料印证西方范式本土化后的“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市民社会”萌生的历史过程。苏州商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受到政治领导阶层和近代苏州绅商阶层这两股重要力量的推动。苏州商会的本体系统、自主自律地经费收支体制和较为民主的内部权力运作机制是其自治功能发挥的基础。其本体系统在内部纵向结构上包括会友、会员、议董、总协理四级,外部则与分会、分所形成统属的商会组织网络。随着与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相影响,苏州商会自治功能从传统的社会慈善救济功能扩展到市政建设、市容卫生,进而扩展到一端联系市场,一端联系政府的经济中介功能,并逐步渗透到协助立法、商事公断处理案等法制方面的功能,甚至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功能。通过对苏州商会区域自治功能的纵向时间沿革上的阶段性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综合性”分析的商会自治功能研究的特色之处以及局限性,并且对影响其个殊性的经济、文化、地理方面的原因一一梳理,期望对当今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