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解经是《春秋》三传的共同特色,“礼也”“非礼也”断语的运用是三传以礼解经的一种重要体现。但是,因为“礼也”“非礼也”断语的评论对象广泛,加之春秋时期的“礼”本身处于一个发展变化阶段,这使得“礼也”“非礼也”断语复杂难懂,研究“礼也”“非礼也”断语本身,能使我们对三传有更深入的理解。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对三传“礼也”“非礼也”断语生成的背景及过程进行了整理。我们认为如前贤所论,春秋时期仍然是一个重礼的时代,礼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重礼的社会环境正是“礼也”“非礼也”断语形成的重要历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了依礼评价的现象,形成了“可谓知礼”“知礼”“礼也”“非礼也”等断语。孔子讲《春秋》时曾用“礼也”“非礼也”断语对《春秋》进行过评论,儒家后学受此影响,在发掘“春秋大义”、解释经传的时候也用“礼也”“非礼也”评价,由此“礼也”“非礼也”断语成为三传中共有的一种评价语。在对三传中“礼也”“非礼也”断语评价对象和断语作用进行整理后,我们认为“礼也”“非礼也”断语多是针对和礼制相关的内容而发,诸如朝聘、盟会、婚姻、宴享等事,三传在评论时多能关注此类事件中的某一个合礼的或失礼的环节发表评论。在运用“礼也”“非礼也”断语时,三传有时会对评价原因作解释,这些原因涉及到礼制、春秋书法等内容,因此,我们认为“礼也”“非礼也”断语具有“揭示礼制”“揭示书法”“发掘大义”“弥合经传”的作用。通过对三传中“礼也”“非礼也”断语的比较,我们认为《左传》因为记载的史实比较多,可资发论的内容自然较多,因此《左传》当中的“礼也”“非礼也”断语数量居三传之首。而且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不同的是《左传》当中“礼也”的数量总体上多于“非礼也”的数量。但是在解经的断语中,三传对于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是相同的,综合有关“礼也”“非礼也”断语的研究来看,三传解经的“礼也”“非礼也”断语应该是同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