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作为一种记录的重要载体,其信息承载量是一些正史、地方史志所没有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往往因官方史料记载的有限,需要借助一些民间文献,碑刻作为一种民间文献亦可补其阙漏。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走访贵定境内及毗邻地区村落,蒐集碑刻124通,以清代为主,兼及民国时期。贵定区域地属要冲,文化多元,造就了境内碑刻的多样性,多涉及群体性活动、地方社会治安、区域民族互动、利益关系等内容。碑刻整体保存较完好,碑文基本能识读,立碑位置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124通碑刻,时代鲜明,地域分布较广。石质上以青石质为主,青石耐腐蚀,抗风化,这也是贵定碑刻保存较完好的重要原因。形制以方首为主,是下层社会的首选。碑刻的书写格式因类型、性质、书写习惯而不同,官方碑刻书写格式较统一,民间碑刻书写则较复杂。贵定交通发达,地方开发相对较早。明清时期,人口的流动,大量家族不断涌入,并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贵定各家族分布的格局。家族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家族史往往是其村寨史。地方家族经过开展各种家族活动,遗留下诸多刊载家族活动的碑刻,通过对碑刻的梳理以及结合族谱记载,对其家族发展做分析,对家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贵定境内驿道纵横交错,河网密布,对贵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驿道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往往遇河搭桥、开渡,逢山开路,所以大量碑刻因地理环境而产生。桥路、渡口的修成,于官而言利于驿传的畅通,于民而言利于互通有无。此外,在农耕社会中,水利设施的修建关系农业生产的进行,修建堰、塘、渠等设施已达蓄水、引水灌溉的目的。又因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各种祭祀场所不断营建。公益事业的建成,究其原因是为区域社会群体互动的结果。于此,记载群众功德的碑刻随之产生。群体互动不仅仅表现在公益事业建设上,还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上。乡村社会中,水井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在贵定一些布依族、苗族聚居地区,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井水资源就尤为重要。人们通过刊列用水公约和奖惩条例,对水井进行保护与管理,有利于井水的可持续发展。再有,对山林的维护,在布依族聚居村落中较为突出,因其“风水观”的主导性,促使布依族人对山林的重视,但保护范围又极为有限。贵定河流众多,在渔业资源的保护上却不明显,通过对贵定渔业资源保护的分析,结合清代贵州渔业开发的情况看,时至清末,贵州渔业开发已严重过度。清初,中央王朝颁布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贵州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地方秩序得以恢复正常,贵定地属要冲,亦是如此。然驿道的发达,有利亦有弊。清中期,随着外界因素的不断进入,加之影响地方秩序的因素不断出现,严重扰乱了贵定地方秩序与制度安排。在调查到的碑刻中,影响地方秩序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外来人口的涌入、地方不法份子、土司与地方官的不良举动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杂糅,使地方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使地方秩序恢复稳定,官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努力。清代中后期,贵定地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外来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相互接触,导致贵定境内利益纠纷较为突出。在一些民族地区,因流民的涌入、军队军饷的吃紧、僧侣庙产的集中,导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贵定驿道纵横,缘因国家政策的需要,多设驿站夫马,地方官员滥派夫马,索取包袱致使苗民苦累不堪,使驿站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咸同乱后,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恢复措施,在生产恢复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悬而未落,使土司、官差、书役等乘势加强了对苗民的盘剥,直至民国初年依然存在。以上种种,使地方矛盾重重,官府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没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是造成利益纠纷一生再生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碑刻的产生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它承载着地方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诉求与行为活动,对社会运转的良性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同时,是地方社会“治”、“乱”的及时记录,“治乱并存,乱中有进”,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