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萌生与发展的。为了实现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现代小说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清算作为突破口,重点在于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传统孝文化是伦理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现代小说在反传统运动中首先掀起了对传统孝文化批判的热潮。现代小说所要批判的是传统孝道具有专制主义与腐朽性质的特定内容。批判孝文化的专制主义与腐朽性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封建孝道又是一个涵盖太广,十分容易引起争论的命题。而且,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以孝治国的政治传统,显著的表现就是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互摄,具体地表现就是忠与孝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孝的复杂性,既有家庭伦理道德的孝文化观念,也有在孝文化伦理道德基础上拓展延伸的忠君思想;既有符合人性、人伦和人道主义的亲亲之孝和仁爱,也有与封建专制和礼教相关的长幼尊卑的孝文化。这种表现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小说对孝文化解构与重建的多重审美表达。文化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人格。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是影响作家人格构成的主要文化因素。孝文化形成的文化人格是把孝思想内化形成个体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格。所以孝文化形成的文化人格是先天性的,是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与生俱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几乎都形成了与孝相关的人格取向。但是文学环境的改变和现代小说作家知识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现代小说作家关于孝文化的人格取向。现代小说在西学东渐和启蒙与救亡的文化背景下掀起了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与解构,其批判的广泛性与深刻度与现代小说作家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作家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他们是在旧文学中启蒙的,有着浓厚的旧文化底子,内心深处积淀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不断地向西方寻觅和接受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从而表现出强烈而执着的反传统精神,他们与孝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在思想上极力反对传统孝文化,甚至为了配合启蒙的需要,一度表现出偏激的姿态;在行动上,无法跳出封建孝道的伦理规范。所以五四时期现代小说作家在观念层次上对传统孝道进行反叛,但由于诸方面因素的干扰,始终陷于道德情感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形成了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小说作家大多数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在新学中启蒙,旧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薄弱。所以他们不但能理智地批判传统孝文化,而且自己也能摆脱孝文化的束缚,能在孝与非孝之间进行取舍,形成了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现代小说作家形成的两种与孝有关的人格取向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奠定了现代小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孝文化批判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小说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贯穿于现代文学整个历程。现代小说在不同时期对孝文化批判各有不同。第一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主要从个性解放和争取婚姻自由为突破口对传统孝文化的进行批判。由于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的人格取向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这时期对孝文化的批判还不成熟,也没全面展开。第二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全面展开对孝文化的批判,不管是深刻性还是广泛性都比前一个十年更突出。这时期现代小说主要从三方面解构了孝文化,首先是从解构孝的支撑与权威着手,解构了“家”、封建家长制、长子支撑模式等封建孝道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基础。其次是现代小说表现了行孝主体的革命性反抗和不肖子的腐朽堕落,把封建孝道滋生的腐朽性、专制性和行孝主体的叛逆行为进行对照描写,从而批判了孝文化的专制与腐朽。现代小说还表现了民族国家话语中觉醒的个体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中,从伦理孝道的背叛走向政治性的忠孝爱国,这是孝文化现代性意义的延伸拓展。再次是现代小说解构了现代都市对传统孝文化的冲击,表现了现代都市对人伦孝道的异化。第三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解构传统孝文化并不是简单地予以批判否定:既有逆子叛孝后的回归,也有对逆子叛孝后的同情与原谅,重点描摹了逆子叛孝的复杂人性。现代小说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孝文化的糟粕思想,但是对人伦亲情的孝道始终持肯定的态度,只不过在反传统的运动中,人伦亲情的孝道被孝文化的腐朽性遮蔽了。实际上,现代小说对传统孝文化偏激解构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传统孝文化的积极性被重新发掘,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传统孝文化本身的二重性使现代小说作家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重建。现代小说对孝文化的重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重建曾经过激批判和忽略的亲情孝道,并把孝与慈二者结合起来,重现父慈子孝的理想孝道。二是把建立在孝文化基础上维护封建帝制的忠孝思想延伸拓展为民族国家话语中保家卫国,解放大众的革命诉求。由此可见,现代小说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意义层面重建了传统孝文化,实际上这是在发扬传统孝道的积极内涵和对传统孝道进行现代意义的转换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