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发展日益紧密,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获取资源和技术的重要途径,对各国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与推进,中国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号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也在快速增长。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困扰,政局动荡不安,企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和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增长,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外交活动。因此,本文以政府的外交活动为重点,研究外交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中国有效地利用经济外交,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供科学依据。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为实证模型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依据;其次,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现状和直接投资现状;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经验提出相关假设。在实证分析中,选择高层互访、建交时间、友好城市三个变量作为外交关系变量的子指标,并通过计算得到外交关系的综合指标。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数据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外交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由于高层领导的外交访问在协调和维系友好的外交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高层互访对东道国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加深对主题的理解。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良好的外交关系有助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高层互访、建交时间、友好城市均对中国直接投资发挥正效应。第二,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起促进作用,而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有利于中国对其自然资源投资的顺利进行。第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对中国在市场规模大、市场潜力大、市场开放度高的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效果不明显。同时,实证也证明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潜力以及东道国市场开放度均对中国OFDI发挥正效应。第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层互访能够弥补沿线东道国政治不稳定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本文实证也证明了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东道国腐败控制能力不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最后,为了更好地利用政府外交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几点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