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特别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环境友好、矿产保护、经济转型、资源节约和民生改善等目标,许多矿产资源型城市顺应时代趋势,纷纷采取相关措施来推进城市的绿色转型。但近年来,绝大部分城市的绿色转型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被指向了绿色转型效率偏低的问题。因此,亟需开展有关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效率影响因素评估以及寻求效率提升路径的研究。但是,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的相关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关于绿色转型效率影响因素系统性识别与评估的定量研究更是乏善可陈。鉴于此,在对绿色转型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并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109个矿产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效率进行了测度与评估;其次,通过引入IPAT-E模型,识别和提取了人口、富裕、技术和能源等4个影响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的因素,并采用DEMATEL-ISM方法构建了因素间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同时采用PLS-SEM方法,检验并分析了不同组别（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再次,为规避效率提升引发环境严重污染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引入IPAT-E框架,构建了评估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影响因素可持续作用发挥的仿真系统,同时采用SD方法,以江西省赣州市为样本,模拟并剖析了6种不同情境对系统的影响情况,并对最优方案作了评估与选择;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增进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效率测度而言,（1）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综合效率偏低,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与统计噪声的影响后,大多数矿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均有大幅提升,较差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确实导致了对转型效率的严重低估;（2）在剔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后,西部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效率均相对高于中部与东部地区,煤炭城市和黑色金属城市则略高于有色金属城市与石油城市。除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型城市的实际效率外,其余地区和类型城市的实际效率均呈下降趋势;（3）在将绿色转型实际效率分解为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后发现,规模效率发挥着主导作用,与实际纯技术效率相比,大多数矿产资源型城市的实际规模效率均处于低水平状态。就影响因素的评估而言,（1）在全国层面,富裕和能源对绿色转型效率分别具有正、负向的直接显著影响。技术与人口则通过不同中介均发挥着显著正向作用。其中能源的负向作用最大,而技术的正向影响也特别显著;（2）从区域来看,富裕对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影响均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大,而西部的方向却为负。能源对中、西和东北地区的作用均显著负向,而东部却不显著。技术对东、中和东北地区的总间接效应均显著正向,但对西部的影响却不显著。同样的,人口的间接效应也均显著,但西部却为负向;（3）从城市类型来看,富裕对煤炭城市、石油城市、有色金属城市和黑色金属城市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向,其中石油城市最大。而能源的作用则均是显著负向的,其中煤炭城市最大。技术和人口的间接效应也均为显著正向,前者对有色金属城市的影响最小,后者对石油城市的作用最大。就系统仿真评价而言,（1）当前情境是不可持续的;（2）富裕、人口、技术、能源情境分别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人口增长、技术提升、能源节约最为有利,虽然这4种情境均有利于效率提升,但都无法兼顾经济增长、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不同维度的发展目标,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3）相比而言,融合情境则更具优势,该情境既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有利,又对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有利,更符合绿色转型效率提升过程与结果的可持续目标。就效率提升策略而言,从4个效率影响因素（富裕、人口、技术与能源）,2个效率分解维度（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效率影响因素可持续作用发挥的最优方案选择等三个方面,对不同组别矿产资源型城市提出了增进绿色转型效率的若干对策与建议。本文所开展的矿产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的研究是较为深入与透彻的,不但有利于其提升绿色转型的效率,而且有助于其推动实现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的绿色发展目标,同时能够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具有较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有图64幅,表38个,参考文献20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