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家学时期他就确立了“为己之学”的志向与“自得”的追求。然而未能“自得”,则是引发了他后来思想不断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从学武夷三先生时,朱子广泛博学各种知识反而感到纷扰交错,未能自得的他随后栖心佛学。借助佛学摒除杂多纷扰的超越思维,朱子自以为已有所得,但此时遭遇李延平的否定与质疑使他产生了动摇。重读儒书后他引发了“杜鹃夜悟”,体认到“理一分殊”之真谛,遂拜延平为师,正式弃佛归儒。虽然借助理一分殊的思维安顿了原先博学带来的杂多纷扰,但在切身体认的工夫上,他终究无法接上“体验未发”的道南指诀。于是在延平去世后,朱子依然苦闷彷徨。此时他遇到了继承湖湘学的张南轩,开始了“出入湖湘”的历程。两见南轩后,朱子经过自己的体认提出了“中和旧说”,此时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工夫落在“已发”之察识上,与五峰学相似。但“旧说”其实亦有其逐步发展的过程,其时道南学和湖湘学两条线索在朱子心中发生交汇乃至混淆,但这种混淆引入了道南学派“未发”主宰“已发”的思想因素,这客观上反而推进并深化了朱子的思想,使他体认到洪涛巨浪中有一个“安宅”,达成“中和旧说”下思想的成熟。此时朱子心服于湖湘学,但次年访学湖南时,却对湖湘学者好高似禅的学风感到惊异和不满。于是他开始对这种学风进行反思,此时他尚认为此弊是湖湘学者不修身导致的,是“人的问题”,便和南轩加强了对工夫论的重视和探讨。南轩的《艮斋铭》《克斋铭》与《敬斋铭》,便是两人商讨后的成果,三文皆聚焦于工夫论,反映出他们救弊的意图。然而不久后,朱子又触发了“中和新说”。他通过阅读二程的著作,认为“未发”“已发”是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而人之“性”与“情”则可分别在此不同状态中体认和把握。因此工夫就不能仅仅在“已发”时做,“未发”时也须要进行,于是他确立了“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他在《未发已发说》中质疑了“旧说”,并系统表达了此新说,其后又在《答张钦夫书》中进行了修正,确立了以心为纲领的论述模式,认为心主于性情,贯通于未发已发;同时也确立了“敬”作为贯通未发已发的工夫。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反驳湖湘学,此时他已经明确了湖湘学者学风问题的根源乃是“学的问题”,而非“人的问题”了。南轩在与朱子讨论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生变化并转向朱子。南轩转向的同时,其他湖湘学者依然坚持师说,于是朱子便与之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他首先与南轩和吕东莱往返讨论五峰之《知言》并编定成《知言疑义》,对五峰之学,包括心性论、工夫论等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其中,在对五峰“善不足以言性”的批判中,朱子关心的是“善”的根据和来源问题的,以及如何为现实的善行奠立绝对意义,这确实是五峰以“性”超越“善恶”的观点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朱子亦肩负重整理学的历史任务,他重视哲学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亦注重文本对现实的影响,他力图避免儒学在任何维度与佛老相混淆的可能,这也是理学重建中必须主动与佛老划界并确立儒家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其后朱子又在几个议题上对湖湘学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于此同时建立起自己对应的理论。他反对湖湘学“观过知仁”以及“以心察心”之工夫,从意识机能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工夫运用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种种流弊,同时建立起自己“克己复礼”与“公”的工夫论;他反对湖湘学“以觉训仁”,提出以“仁”为“心之德,爱之理”的核心理论,并完成《仁说》,建立了体用兼备的仁学思想;他力辟湖湘学者以及当时诸多学者对“操则存,舍则亡”一句的歧解,并完成了《观心说》,确立人只有“一心”,反对分本心与经验心的“二心”架构,主敬之心即是道德心,这也为主敬操存的工夫论确立了至上的价值。朱子“出入湖湘”的过程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关键环节,正是在与湖湘学的交往中,他的体系不断完善而精致,最终达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地位。而湖湘学因受到其批判,加之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历史上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