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异地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城乡问题,阻碍了城乡和谐有序发展。而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就地城镇化既使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地理景观等开始了向城镇的转变,又缓解和避免了传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因此,应将就地城镇化纳入中国城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地制宜地在有基础和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就地城镇化。为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在就地城镇化中起引导作用。此外,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财政不再囿于传统的经济范畴,而是走向国家治理。因此,地方财政治理对于就地城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就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并以熵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和就地城镇化率,并就地方财政的全新定位和其在就地城镇化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再以实证方法检验并得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近十年间,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对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影响效应的大小具有差异,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在对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三个子系统:财政能力子系统、社会治理能力子系统、风险治理能力子系统对就地城镇化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中发现,财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子系统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从地方财政治理角度对中国就地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发挥财政治理基础和支柱作用,完善地方税体系,调整央地间财政关系,坚持绩效预算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就地城镇化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