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不是静态、独立的,而是在与不同的场域交互作用中动态发展。在众多的场域中,教育场域为社会提供了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视野,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作为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以其独特的精神、制度,深刻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因此,将现代文学置于社会学背景下,考察“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的互动关系,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跨域视角与研究思路。1945—1973年是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期。1945年,台湾光复;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当局迁台,台湾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地带、文化地带,这种特殊性改变了台湾文学的结构与走向,也改变了台湾教育的生态与理念,赋予了这一时期文学特殊的意义与独特的价值,断裂与冲突、多元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为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范式。台湾大学作为这一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中心,因其延揽的师资与北京学界不同寻常的关系,快速融入了民国时期大学的教育体系,继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精神底蕴。台湾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学院出版物以及内在的教育理念、精神追求、审美价值、学术思想、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方面,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学培养的作家,还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六十年代末期,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危机的出现,文学的位置开始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发生位移。带有鲜明民族意识、现实意识的乡土文学受到文坛的关注和青睐,乡土文学蔚然成形。与此同时,学院派作家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余光中等人则纷纷赴美留学。1973年,学院杂志《现代文学》停刊,而此时乡土文学正在崛起,并逐渐成为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虽然《现代文学》于1977年复刊,但与原刊相比,其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承担的文学任务与影响力已与之前大不一样。大学所承担的文化使命,不仅引领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还引领着社会的价值追求与精神气质。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相互关系中,大学如何保持自身的教育主体性?如何更好地实施人格教育,传播人文精神,传递价值追求?如何更好地实施文学教育,进而影响社会的语文教育与文化品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回顾历史,有利于重新理解大学的文化使命,思考大学的价值取向,梳理文学教育的经验,在承继传统的同时改革创新。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统计、归纳、综合的方法,将文学置于“场域”的大系统之中,去省思文学与政治场、经济场、教育场的关系,省思教育场中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学活动、教育媒介等要素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主要运用了场域理论、传播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围绕着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进入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掌握第一手资料,开展扎实、细致的阅读,进行全面的思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