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批《水浒》自刊刻以来,在文本——读者——文本这一循环往复的读者接受链中,不断丰富文本意义。不同时期的读者对金批《水浒》的评价与阐释,既受到文学场域、时代思潮、社会风尚的影响,同时也为表明政治立场及宣扬政治理念而服务。这使得金批《水浒》的读者接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读者对金批《水浒》的评价,不但影响了《水浒》续书、小说评点等文学活动,还使金批《水浒》的文本面貌发生了变化。通过考察清代金批《水浒传》的接受研究,一方面可以从读者与本文的关系,探究金批《水浒》接受的历史进程与演进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从读者对金批《水浒》的价值判断与历史定位,考察金批《水浒》的读者接受与主流文学以及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洞悉读者文学接受行为的复杂性,对金批《水浒》造成的文本影响及其价值限度。第一章,主要探究清初文人读者如何认识和理解金批《水浒》。在明清鼎革的时代语境中,文人读者对金批《水浒》是否忠义、能否招安、是否诲盗等问题的论析,虽呈现出冲突争胜的态势,但其背后所隐含的心理症结却高度相似。文人读者对金批《水浒》的文本阐释、社会评价以及评点模式的承袭,呈现出宣泄亡国伤痛、表达民族意识、宣扬政治话语这三大特征。或在金批《水浒》“贼书”等评价中寄寓了难以纾解的亡国伤痛;或借金批《水浒》流露留恋故明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或借重释忠义驳斥清廷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或是借评价金批《水浒》张扬政治参与意识,宣扬归顺清廷南明的政治话语。清初金批《水浒》的文本接受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展现出明清易代所导致的心理创伤与精神困境。第二章,以普通文人读者、小说评点家、小说书坊主这三类接受群体作为考察对象,探析清前中期读者对金批《水浒》文学观念、评点行为及价值评判的接受情况。文人读者虽认可金批《水浒》的文学审美与实用价值,但又否定其文学地位仅将其视为案头清玩,使金批《水浒》呈现出欲跻身文学主流而不得的尴尬境地。大部分小说评点家自觉沿袭金氏文章学的批评理路,为其从文学“边缘”走向“中心”的跋涉历程声援助力。而以张书绅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家受金批《水浒》难以契合乾嘉学人治学审美的启发,主动接受主流规训并调整评点思路。在批语中加入理学实学等质素,凸显小说经世致用的价值以期获得主流认可。而书坊主伪托“圣叹外书”“十才子书”的行为,不但消耗了金批《水浒》的商业价值,还有损其社会声望与文化品格,为尔后金批《水浒》的妖魔化埋下了伏笔。第三章,主要探讨清中后期金批《水浒》的接受情况。在正统文人看来,普通民众对金批《水浒》的效仿,如藐法斗殴聚党逞凶等行为,不但有害社会秩序的稳定,还激发出教匪祸患与民变事件等政教危机。文人士子对金批《水浒》的效法,不仅有荼毒性情学养的危害;更有诱使我国诗文品题发生文体新变,促使朝鲜半岛文风变质的巨大危害。金批《水浒》冲击社会秩序、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冲击文坛的“嚣张”态势,使得官方和士绅不得不合力施行小说禁毁政策以阻止其流播。然而,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和监察网络,与自下而上的设局收毁淫书和舆论监控,以及俞万春所提出“不禁之禁”的禁毁设想,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未能有效断绝金批《水浒》的流播,这使得金批《水浒》仍处于被主流排异却又禁而不止的困境。第四章,主要探讨清代末期金批《水浒》的接受状况。梁启超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后,北村三郎《世界百杰传》、森槐南《支那小说讲话》及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中水浒观相继传入我国。这不仅颠覆了小说“小道”的传统文学观念,还被批评家作为提升金批《水浒》文学地位的理论依据。当译著新小说弊端凸显,无法如愿发挥改良群治的社会作用之后;批评家们转而用新思想阐释《水浒》意旨,以消弭旧思想的负面影响,并为其贴上政治小说等新小说标签。“强制阐释”之后,金批《水浒》具备了与新小说一样的改良群治的社会作用。文学政教功能的获得,使金批《水浒传》得以真正摆脱边缘身份,成为文坛的中心。此外,批评家对金批《水浒》意旨的解读始终与政治紧密关联。或借此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话语,借水浒人物探索地方自治以呼吁政治改革;或借此宣扬伸张民权、限制君权、抑制官权的政治话语,向读者宣传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的政治理念;或借此讽刺清廷嘲讽君权,否定清廷预备立宪的实际效用;或借此鼓吹民族意识,宣扬排满革命思想,寄寓推翻清廷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理想;或期待建立人民享有主权且人人平等自由的民主政体。第五章为结语部分。纵向梳理清代金批《水浒传》的接受历程,可以发现文人读者主要从金批《水浒》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对其进行文本阐释和价值评判。文学与政治双线交织并行互相影响,构成了清代金批《水浒》接受的历时性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