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学名著。秦作为继周之后实现天下一统的国家,司马迁对秦给予特别的关注,形成既不同于先秦其他典籍、也与《史记》其他诸侯国叙事存在诸多不同特质的叙事范式。对此,本文从都邑、秦人、战争、异兆与叙事结构等方面给予深层分析。从都邑叙事角度看,司马迁对秦地予以独特审视,其中蕴含着他的历史观与秦史观。在《史记》秦叙事中,不同时期秦都邑之迁徙,往往伴随着叙述范式的变化。“邑+地名”“居+地名/宫殿名”“都+地名”等不同叙事模式的表述,实为秦发生发展历程的缩影,内涵司马迁对秦史分期的看法。司马迁对秦都咸阳的多方位叙事,突出以咸阳为中心的基本叙事格局及权威之域的象征意义。秦汉时期关中重要的地理位置与商业发展也受到司马迁的关注,这背后反映出他的隆关中意识。以秦之帝王、臣子、女性为分类的秦人叙事也有着自身的特点。将秦人的叙事材料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出土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对比,可见司马迁通过对素材的裁剪、增删和重组,建构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秦人叙事体系,其中蕴含他对秦人的评判,同时也在叙事中反观汉代人事,表现出鲜明的现实关照意识。其中,司马迁以缪公、始皇为中心的帝王叙事,与汉文帝、武帝形成对照,从而寄寓借秦讽汉的叙事目的。而秦臣作为影响秦史走向的重要群体,司马迁一方面,深入探寻秦臣这股历史分力在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揭示秦帝王与秦臣之间存在的“功利型”与“忠信型”的君臣关系。此外,《史记》中虽没有专门论及秦女的篇章,相关记述看似零散,但散乱中仍呈现出应有的秩序,司马迁通过编排宣太后、秦始皇太后、巴寡妇清等叙事材料,将她们置于政治环境下审视,从而呈现秦女在秦政兴衰中所起到的作用。司马迁关于秦祭祀礼仪的叙事,不仅呈现仪式的过程,更在其中寄寓秦承周之正统、汉兴于天命的政治史观。在《六国年表》中,司马迁对襄公立国后的祭祀有“僭端见矣”的表述,表面看来,带有以儒家礼制思想审视的意味,但从深层分析来看,是司马迁以“原始察终”的思想探寻秦取代周的历史过程。而对这次祭祀,《秦本纪》《六国年表》记为祀“上帝”,《封禅书》却载为祀“白帝”,其叙事的差异反映出司马迁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宣汉思想寻求理论依据,从而完成汉灭秦的神化书写。在《秦始皇本纪》始皇巡游、刻石的叙事中,司马迁于刻石文本的叙事间,穿插行刺始皇、儒生讥刺始皇封禅等故事情节,进而消解刻石文本所具有的宣扬始皇政治权威的内涵。在《史记》秦战争叙事中,司马迁对不同时期的战争使用不一样的字眼,“伐”“攻”“定”“击”等不同表述,呈现出他对秦各阶段战争的不同看法。而与战争叙事紧密相关的是疆域领土的变化,疆域的拓展关联到秦称王到称帝的转变。此外,《史记》还通过斩首敌军数量之叙事,来展现秦军的残暴。而对秦战将的叙事中,司马迁独特地采用“移位叙事手法”,将汉事中不便直言的部分转而寄寓在秦叙事中。《史记》秦异兆叙事寄寓司马迁对秦兴亡的天命审视。一方面,通过对秦文公、孝公、昭王时期符瑞现象的梳理与分析,可见秦之兴起、壮大,乃受命而兴;另一方面,按照《秦本纪》与《六国年表》对灾异的记载惯例,秦厉共公至庄襄王时期,灾异主要集中在《六国年表》,相应的秦始皇时期,灾异记载理应也集中在《六国年表》,但司马迁却将灾异转移到《秦始皇本纪》,并采用“先灾后异”的书写方式,以此呈现秦政灭亡的天命谴告,符合汉“承敝易变”得“天统”的书写。《史记》秦叙事采用双重叙事结构,即以秦之兴亡为表层叙事结构,以崇儒贬法为深层叙事结构。同时,采取以汉观秦与正秦的观秦方式,将秦归入华夏一族,评价秦的历史功绩。《史记》秦叙事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司马迁的叙事意图与立场,深刻影响到西汉乃至后世对秦的评价与定位,体现出司马迁独到的史家眼光与叙事才能,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