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构成了村民日常生活互动经验极其普通但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法人类学一直以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石桥村，卷入纠纷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不断互动和较量的过程中，总会进行比较和分类，由此生出“自我”与“他者”之分，“己方”与“他方”之别。这种区分来源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但往往会越出生活之外关联到更大的社会历史和过程。其表达的意义和认同可能经由纠纷得到解释或不断建构。笔者论文重点关注的是嵌入纠纷中的身份，认同和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作为分析纠纷过程的着力点可以更好地揭示当地社会关系和文化内部的动态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更进一步，从本土诸多不同的个案和经验中获得的新发现或许能为更深入地理解或反思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一定的启示和理论贡献。 从梳理石桥村不同时期的纠纷开始，运用民族志的描述、社区史的叙述框架、经验的归纳以及个案的比较和扩张等方法，笔者试图将关注的身份，权利和认同问题纳入不同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其中包括特定的纠纷事件与长期的日常生活互动的历史、村落与国家互动的历史、个体与集体(家族或宗族)互动的历史。充分关注行动者、制度、法律和文化等多项因素之间的关联及其对身份，权利和认同的影响。在不同的章节中，笔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侧面的展示和分析。 第一章从理论和方法上，笔者对纠纷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一定程度的批评。笔者认为对身份、权利和认同问题的关注是晚近纠纷研究的新取向之一，该研究在洞见此类问题与宏大历史过程的关系方面颇为成功。但是在分析它们与日常生活的意义关联、在解释身份冲突与转型以及认同的变化和复杂性方面仍留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本论文试图有所改进之处。 第二章是对村庄概况的描述。石桥村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远近不同、大小不等的家族和宗族构成的村落共同体。该共同体内部存在着文化的、身份的或等级的等各种差异，它们在不同时期表现的方式和侧重点可能不同，是认同得以形成的基础。 第三章笔者对1949年至1980年石桥村发生的各种纠纷进行了分类和聚焦分析。这些纠纷与国家把村民改造为“政治公民”的社会运动存在很大的关联。改造是在制造身份差异和不平等的过程中实现的。阶级已成为一种主要的身份参照和象征，不仅极大地消解了当事人(参与人)的家族成员身份认同，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们针对权利实施的具体行为。在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残缺的“政治公民”。 第四章从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的关照，笔者转向微观的婚姻家庭领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离婚案件中作为个体的不同当事人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比较，笔者的目的在于说明：在国家法律干预之下，从村民到“公民”的身份转型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过程。与此同构的是从家庭(家族)的身份归属中挣脱，成为个体“自我”也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变。 第五章笔者重点关注的是非法律介入下的权利争执和实现问题。大量私了的土地纠纷为此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笔者看来，这类纠纷多与“家”密切相关，当地村民观念中的“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而“家”的伸缩性正是身份认同的体现。该认同即是情感的，也是工具的；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在家庭与外部力量的对抗中，对作为家族成员的集体身份得以公开彰显，家族力量的支持程度、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联合与认同对于家庭的利益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另一方面，反过来，利益的驱动可能会消解当事人的集体身份与认同，比如为了自己而把父母、把兄弟划分为对立关系。对认同和权利关系的认识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地方性知识。 第六章的内容是对第五章主题的进一步延伸，该章重点分析了选举过程发生的纠纷、村际纠纷和重建仲子书院的引发的纠纷。它们都是在地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家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背景使得其中的斗争和对话蕴含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在笔者看来，对权利的界定和主张本身也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意义的生产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同有关。认同的形成、建构和表现形式即是多元的，也是变动的。 结语部分笔者对各章节的内容观点进行了整合和理论提升，构建出主要结论。 第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体现于石桥村纠纷中的身份、权利和认同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一种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而是场景性不断被生产和建构的，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化性。一方面，村民所经历的身份变化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与此相适应，权利的标准也是多样的、可协商的。另一方面，身份和认同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不排除特定时期的某些纠纷中会出现多重身份相冲突或并存的情况。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每个当事人内外关系的比照和沟通不同，他们对权利的认识和行为也存在差别和变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形式会出现时空、群体或个体的差异。可以表现为相互牵制，也可以是彼此促进，或者两种作用兼而有之。 第二，身份，权利和认同之间的复杂关联是各种因素和力量不断作用和互相牵制的结果。其中隐含着个体、家族(宗族)与国家之间既紧张又富有某种弹性的动态关系。 第三，只有国家的主观意志和“村民”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持续稳定的表现出相互浸入、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进入具体的制度和实践层面时，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才能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