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随着契税制度的产生,田宅典卖交易契约出现了红契与白契的划分,二者在完契程序、格式内容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差异。红契,作为经官纳税的合法田宅交易形式,得到国家法律的明确承认和保护,相比之下,白契的存在与合法性似受到质疑。但由于具有交易简便、低成本以及民俗普遍认可等优势,白契交易在隋唐以后的历史上始终存在,到明清时期,白契在民间田宅交易中表现相当活跃。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田宅交易税赋加重、官吏从中盘剥等因素有关。　　尽管明清国家法确立了维护红契、打击白契的立法原则,但在不动产买卖交易的实践中,红契与白契始终并存而且效力相当。这既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土地市场化趋势的需要,也是国家法与习惯法在碰撞中相互妥协与融合的结果。这既是不动产官方登记效力缺失下的选择,也是不动产买卖交易领域中行政干预与私法自治对抗的结果。红契与白契在交易中的博弈,推动了我国古代契约法制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契约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性回归,同时也启示建立意思自治的物权制度才是完善我国物权变动制度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