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碳排放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碳减排行动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尤为重要。同时,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强烈需求与其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中国今后面临的一项重任。因此,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环境经济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目前中国关于协同效应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有效支撑政策制定,其中主要原因是相关研究方法不完善,尤其是在模型构建上同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国外成熟模型和内嵌参数,然而这些模型系统和配套参数大多基于欧美国家的现实数据而得,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因此,本文利用中国数据,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评估环境经济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首先,为了解中国各地区的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水平,本文构建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指数,利用中国2004～2018年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测度,进而分析其时间演化和地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1）两类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水平的最终效果与变化趋势都具有一致性,均呈现“快速拉升-缓慢上升-波动不前”的三阶段特征,其趋势转折时间点为2009年与2013年。（2）不同城市之间的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水平的差异均呈现“先缩后扩”的特征,但整体呈现差异缩小趋势。（3）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其次,为考察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本文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不仅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显著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表现出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应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而实现。（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在规模大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更为显著,在所有试点城市中,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响应迅速且显著。再次,为探究环境税费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根据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设定模型参数,以此评估不同税费标准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同时比较税费政策的实施成本,研究发现:（1）碳税政策与硫税政策都能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但随着税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减污降碳协同程度呈略微下降趋势。（2）就碳达峰的情况来看,碳税政策能够大大促进碳达峰时间提前,当碳税为50元/吨时,碳达峰时间将会提前到2026年左右,而硫税对碳达峰的影响相比之下较小。（3）硫税与碳税实施的总成本都随着税费征收标准的提高而增加,但目前碳税的边际减排成本要低于硫税的边际减排成本。最后,为选择最优环境经济政策,利用古诺博弈模型和正交试验设计,探讨企业在不同环境经济政策下的生产和减排策略,引入社会福利分析,综合比较不同环境经济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社会福利的大小,研究发现:（1）在单一政策下,碳交易价格或碳税的降低,会促进企业产量和利润的提高,同时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企业的空气污染物和碳减排量以及减污降碳协同程度均呈下降趋势。（2）在高碳交易价格、低碳税和高政府补贴的政策组合下,企业的产量和利润能够实现最大化,但企业的空气污染物和碳减排量较小,减污降碳协同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3）在低碳交易价格、低碳税和低政府补贴的政策组合下,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实现最大化,企业的空气污染物和碳减排量较大,减污降碳协同程度和企业产量及利润处于较高水平。总体而言,本文系统评估了环境经济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回答了如何设计最优环境经济政策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这一关键问题,为制定更加科学的环境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进一步优化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