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旨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在近年来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对外投资有所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却仍能保持稳定增速,这表明了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稳定性更强、投资风险相对更低、政策保障兜底更为强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存在着强烈的自然资源寻求和战略资源获取的倾向,但考虑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有的地缘性特质,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资源寻求的单一角度来研究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动机。由此,本文将制度因素纳入考察,探究制度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就现有学者的研究来看,制度质量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多样的——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高制度质量促进了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学者认为其起到了抑制作用。就制度质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来说,制度质量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当从全球视域来看,我国更倾向于投资那些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其完善的制度保证了投资的安全性;当考虑到政策导向或组织协议等原因,把投资区域范围放缩到某一地区,此时制度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分化——企业有可能继续投资那些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也可能倾向于在一些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以便能以更低的准入门限和监管标准来降低自身的交易成本。制度质量的相关论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制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但其就单一视角审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情况,而忽略了投资母国的制度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影响。为了更全面地反应两国间的制度对于投资母国投资决策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通过构建制度距离这一概念来将两国的制度质量联系起来,从而完善制度质量相关理论的不足之处。制度距离概念由制度质量延伸而来,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存在三种观点:制度趋近论——外来者劣势和经济外交作为主要的影响路径,会让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那些与我国制度差距小的国家;制度逃逸论——制度套利和战略资源获取作为主要的影响路径,则会让我国选择向那些制度差距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分类别论则认为,当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组织的分割后,其各部分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存在复合性影响。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58国2013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系。并对其中的全样本国家、亚洲国家、欧洲国家进行分地区回归:制度距离在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更为突出,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在对制度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初步研究后,本文对二者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引入其它变量作为门限变量后,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间呈现出三种特征:放大效应、平抑效应和扭曲效应,以上回归结果也都较好地符合实际情况。本文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对总体样本来说,政治制度距离显著地抑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经济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在亚洲地区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政治制度距离呈现出抑制效应而经济制度距离呈现出促进效应;在欧洲地区国家政治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显著,而经济制度距离的影响较为显著。第二,在对选取样本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制度距离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劳动力数量以及科技发展水平达到门限参数值后,二者关系会产生的放大、平抑和扭曲效应,解释变量的系数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