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在社会组织发展初期,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国家为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制定了社会组织双重规制体制。但双重规制体制着重对社会组织的管控和监督,将社会组织视为政府的附属品,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现如今,社会组织的发展浪潮呈现无法阻挡之势,原有体制不再适用,国家及时转变体制,一步步放权,转变社会组织治理方式,创新社会事务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吸纳到国家体制中。2013年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变革方向和要求。2013年12月5日,国家民政部明确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变革,四类社会组织可实施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变革势必会对相关组织产生影响,打破双重规制下的权力结构,并在直接登记体制下经过互动博弈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本文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变革为契机,以上海科技学会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以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支撑,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双重规制体制下社团管理局、科协、挂靠单位、科技社团党委和科技学会间的权力结构,对直接登记体制下的权力结构转换和可能形成的权力结构进行预判,并以变革以来各层面的政策文件和组织行动来对预判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