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给出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定义逐渐走向综合性和多样化。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确立进一步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在这一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如何定量化的评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力成为可持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与难点。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可持续力的评估框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衍生出差异化的方法论体系。财富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定量评估社会可持续力的有效指标。财富核算体系建立的目标是能够准确的评判社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目标下,财富概念及内涵不断演进和发展,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财富核算方法论体系及核算框架。财富的包容性内涵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对财富概念、范畴及价值论体系的重新建构。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生态资本概念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形成的新的资本形式,其内涵反映了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复杂关系的全新解读。然而,在以流量核算为基准,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逻辑下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均不能够完整的反映生态资本对经济体发展的关键作用,从而使得对生态资本价值的研究陷入“孤立的”“就事论事”的窠臼中。将生态资本核算纳入国民财富核算整体框架中是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可持续发展包容性目标的关键领域。传统的“持续”发展模式(增长模式)试图以资本之间的无限替代性和技术进步来破解自然资源绝对稀缺的困境。然而生态经济学证明了这一增长逻辑的谬误。一方面增长逻辑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并不符合代际福利的非减性路径,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施加的多重约束决定了社会必然需要在生态系统所规定的阈值内实现发展。技术进步和有限的资本替代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耗的速率,但是总体而言生态系统的约束是具有刚性的,不可逾越的。因此强可持续发展范式不仅要求经济体资本总量的不减少,进一步要求了关键自然资本和生态资本的不降低。从而在强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对生态资本和自然资本价值进行核算实质上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划定了其最优的有效边界和规模。一旦发展的路径超越了这一边界,其代际福利必然受到损害,从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态系统资本化体现了资本概念包容化发展的进程,是资本概念在范畴、所有权形态和价值属性上的深化和扩展。生态资本价值反映为生态系统产生的使人类获得惠益的产品或服务流的存量价值。生态资本概念描绘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多重反馈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生态资本概念一方面反映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和过程等物理属性的规模和质量,即生态系统产出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惠益的价值评估。对生态资本的价值评估不仅是对生态系统产出产品和服务功能的评估,更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下,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惠益对人类差异化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生态财富是生态资本价值的贴现和,是社会生产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社会代际福利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然而核算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态财富却在日益下降。一方面是建设和开发用地对生态用地的挤占和破坏,使得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单元的规模减少,结构破碎。另一方面则是由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破坏,要素损失。生态财富的减少最终将反馈为社会可持续力的丧失,乃至对人类福利的损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不仅具有负面影响,也能够通过缓解生态系统衰退,减少或治理环境污染,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功能等活动和投入实现生态财富的增加。生态资本投资收益不仅反映为生态资本价值的增加,还能够通过增进社会文化认知,增加就业,提高生产效率等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全面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