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剧的发展和戏剧理论的流变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它续接了启蒙的重任,又开创了现代演剧体系。自觉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构建使新时期戏剧的艺术品格发生彻底的变化,由政治工具或者庸俗社会功用论的附庸地位,成为自觉的艺术主体理念的艺术创造。中国新时期的戏剧理论流变有清晰的脉络可循：新时期初期的戏剧理论充满了激情和理想的济世情怀,知识分子精英在种近乎狂热的普世热情中谱写戏剧的启蒙话语,此间虽有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话语的干预,但知识精英的启蒙话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政策的变化,受国外后现代的影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商业挤压,其学术追求充满了绝望的心态,于是,犬儒理性大行其道,启蒙话语不再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知识精英的热情也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变得消沉,主旋律戏剧理论与批评开始占据媒体的主要地位,而大众戏剧和商业戏剧兴盛的结果就是大众戏剧理论和商业戏剧理论的勃兴。90年代后半段,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整体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舆论政策的导向使民族主义开始高涨,对于身份认同的探索与呼喊高过以往的任何一个阶段,当然,民族主义经常极端化为民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事实上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坚固堡垒。这些流变的过程都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正如新时期戏剧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戏剧观的大讨论,其结果就是中国戏剧开始摆脱工具论和附庸论的影响,在观念上达成艺术自主的共识。而纠结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关于历史剧的争论,在80年代还走不出循环的泥沼,在90年代实际上已经不再重复以往讨论的老路了,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姿态解构了沉重的历史话语,虽然诸多的问题被悬置,虽然没有做理性的、学理化的彻底的审视,但在后现代的解构狂潮下,部分知识精英依然执着于现代性的探索,意义非但没有被消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重新建构。90年代以降的大众狂欢的众声喧哗图谱也是和主流舆论的导向、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被消解、民族实力的增强、大众市场的勃兴等等联系在一起。本文主要依时间顺序,先后对戏剧观大讨论的缘起、内容和影响,中国现代演剧理论的确立,历史剧讨论,戏剧命运的大讨论,大众戏剧理论的勃兴和寻求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的探索和论争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思考,力图在叙述现象的同时研究其背后深刻的文化成因和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