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方,言必称希腊,而讲到希腊,如果不重点谈及亚里士多德,那绝对是不可想象,也不会发生的。廉政思想在亚里士多德整个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亚氏开创的政治腐败的研究思路,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仍是为理论家、实践家们所重点关注的腐败问题,其影响十分重大、深远。因而,以“亚里士多德廉政思想”为题,对亚氏廉政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总结、研究,是我们充分借鉴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题中之义,是推进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在亚里士多德的廉政思想中,“政治腐败”主要指“政治制度腐败”,而非当今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政治权力腐败”。亚氏“制度腐败观”主要包括两个维度:静态角度,是对政治制度,而且主要是指关于公共利益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安排,亦即城邦“政体”是否腐败的性质上的区分;动态角度,是对制度腐败过程的分析并由此寻求制度腐败的应对之策。从而,亚里士多德是沿着“制度(政体)腐败”的思路来构建自己廉政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亚里士多德聚焦于制度腐败与其政治思想浓重的伦理色彩及其注重经验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确立了政治腐败的核心研究对象后,亚里士多德转入对政治制度腐败的原因的分析。在亚氏对政治制度腐败一般性原因的分析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城邦本质目的——实现公共利益——的强调和对平民派与寡头派相互矛盾的权力要求的论述。此外,对法律的践踏、破坏,城邦政治集团间的力量失衡,政治权力与具体政治制度的腐败,对细节的忽视以及外部力量的作用都被亚氏视为制度腐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亚里士多德还逐个分析了五种具体政体类型——平民制、寡头制、贵族制、君主制和僭主制——发生政治腐败的个别性原因。承接制度腐败原因分析的自然是对防治制度腐败的应对之策的探究。对于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应对制度腐败的一般性对策,可以总结为从八个方面入手——并非与制度腐败的八条一般性原因一一对应:良法为治,廉政教育,中庸之道,机构设置,人才选拔,政治认同,重视细节,抵御外力。此外,亚氏还针对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防治制度腐败的具体措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廉政思想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奴隶主的阶级立场,使得他在廉政研究中将妇女、体力劳动者和奴隶这些总计占城邦人口多数的部分排除在外,这就意外着他的廉政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邦的制度腐败问题,甚至其理论本身便很可能会危及城邦政体的稳定,加剧,甚至导致政体变质、腐坏。同时,他以城邦政治制度为唯一对象的廉政理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与其身后的政治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使得其理论的时代局限日益明显。就思想史意义而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制度腐败的研究思路,直到17、18世纪都一直是西方廉政研究中的主流;同时亚氏廉政思想中的诸如政体分类、混合政体等一些基本理念、具体内容也都对后世思想家、研究者产生了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虽然亚里士多德的阶级立场与我们格格不入,其生活的古希腊城邦时代也与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相去甚远,但他的廉政思想对我们当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仍然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亚氏以制度为切入点,探究预防、抑制腐败,进行廉政建设的制度腐败研究思路,为我们认识、剖析政治腐败,找出防治腐败的有效途径、措施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同时,亚氏以教育等措施应对政治腐败的基本理念对我们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也是具有积极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