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容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学术界关注不多。礼容指的是礼对于人的容貌(身体动作)、颜色(面部表情)、辞气(话语辞气)和服饰(衣服穿着)四方面的规定，它同时也是一种德性修养功夫，具有内外交养的特点。
　　王船山的礼容思想上承孔子、曾子，将礼容作为修身之大本，确立礼容修养与心性修养的同等的价值。王船山对于朱熹、王阳明的礼容观均有所批判。朱熹只是把礼容作为心性修养的检验标准，并且把礼容归入“居敬”之中，礼容的修身地位在心性修养之下，只是辅助心性修养的一个手段而已，从而消解了礼容作为一种修身路径的作用。王阳明则认为致良知即可，将内心中不善的念头格杀，无需礼容修养，从而取消了礼容的修身作用。王船山不满于朱熹和王阳明对礼容之修身作用的忽视，主张个体的修身是一个内外交养的过程，心性和礼容两者不可偏废。
　　王船山的气论为礼容修身提供了哲学基础，气化孕育人和万物，人和万物因气而互相作用。人心对于人的形色(身体感官)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因此人能够在后天的生活中，不断地“取精用物”，完善其后天之性。人们在“取精用物”的过程中，受到声色货利的引诱，扰乱人自身之气，所以礼容的作用体现为，人在具体情境中按照礼容去实践时，人形质中的气与他物中的气相感，互相作用，避免他物中的气对于人的扰乱，将他物之气收归于自身，完善后天之性。
　　礼容的节目由容貌、颜色、辞气和服饰组成，容貌为人的身体的进退举止之容，颜色为人之面部容貌，辞气为人之言辞，服饰为人之衣裳。由于礼容具有可见、可模仿的特点，小人能够借礼容来完成其不善的目的，同时人对于礼容的修习需要经历一个“熟而安焉”的过程。
　　因此王船山按照人们对于礼容的不同熟习程度，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小人的伪饰，利用礼容实现他不善的目的；人们在初习礼容时，由于礼容的繁多和人的“成心”与“气禀”，从而侧重于礼容仪式的模仿；人们在具体情境中熟练地运用礼容，把礼容的仪式与具体情境相联系，熟习礼容的仪节；圣贤在具体情境中，身体动作随“几”而发，符合礼容。
　　礼容可以由外到内促进人自身德性的增长，能够调适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礼容能够将孝、慈、悌等德性表现于外，给他人提供一个可见和可模范的修身典范，有齐家的作用。其次，对于有德的君子来说，礼容是教化的方式，通过君子之礼容感召民众修习礼容，民众可各安其位，实现由上而下的和谐。最终，礼容作为礼之文，是划分人禽、文野最为重要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