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问题既是中国近代战争的导火线,也是伴随整个晚清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鸦片流入中国久已有之,在浙江开始泛滥则是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早期鸦片市场主要限于广州附近,为进一步扩大鸦片销路,鸦片贩子将鸦片交易逐渐向北推移,注入浙江的鸦片也日益增多。浙江从道光年间开始自种罂粟,生产鸦片,台州是浙江鸦片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至19世纪50年代,与偷运进口的洋鸦片相比,浙江自种的罂粟,在范围和数量上都是有限的。浙江的土药真正泛滥起来,确切地说是从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开始的,到清末浙江年产鸦片14000担。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外国鸦片美其名为“洋药”,作为合法商品课税,每百斤纳税银十两。与此同时,清政府对自产鸦片的运销也予以开禁。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筹集经费,纷纷在鸦片上打主意。鸦片税厘收入在浙江财政中占很大比例,平均每年占税收总额的30%以上,1887年鸦片税厘并征以后数额更大。但鸦片收益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原因是这些收益最后又以赔款形式回归西方列强手中,成为其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对近代浙江鸦片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大近代浙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丰富浙江近代史的研究内涵,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透视近代浙江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毒品史的角度去诠释近代浙江社会,而且对我们浙江当前的禁毒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