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对明星娱乐新闻尤其是明星负面新闻的关注程度呈现日益上升的态势。近日,各类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文章出轨”事件的纷纷报道就是这一态势的集中体现。许多报道模糊是非,价值失范,扭曲了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污染了社会风气,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党报作为国家的主流媒体,怎样积极参与明星负面新闻报道,并在报道中发挥价值引领、道德规范和教化民众的重要功能,是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课题。本研究以“文章出轨”事件为个案,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研究党报与都市报、网络、微博等媒体在报道明星负面新闻不同特点的基础上,以《广州日报》“文章出轨”事件报道为样本,对党报负面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探讨制约党报负面新闻报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新闻常规因素,归纳党报负面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存在的不足。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党报在明星负面新闻报道过程中,“思想观点引领”与“客观事实报道”之间需要进一步有机融合；与其他媒体相比,占用的版面、所占的篇幅、所用的篇数较小,影响了负面新闻报道的“显著性”；话语修辞意识不强,报道文本的故事性、文学性不高,制约了负面新闻报道的教化和劝服效果等等。这些不足影响了受众对明星负面新闻报道文本的感知和注意,阅读和理解,制约了党报对明星负面新闻报道的引导功能。为此,本文在指出党报积极参与负面新闻报道的实践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党报有关明星负面新闻报道的四个优化策略：一、自觉主动,加强对明星负面新闻报道的积极应对；二、研究负面新闻报道的规律,有效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三、整合宣传、公正和娱乐等多维属性,增强党报负面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四、强化议程设置和文本修辞意识,提高党报负面新闻的报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