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西方父权制社会的状况和已经建构的哲学体系着笔,简述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在的处境。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父权制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都根深蒂固,女性一向被视为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处在比较低下的地位,女性在各个方面都是被忽视的。人们也习惯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哲学家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但却忽视了女性经验的存在,在美学界也不例外。　　西方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对男性和女性做了很多规定,他们用二分法界定男性美和女性美。以康德为代表的整个西方美学传统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使得女性成为被动的、非理性的、不道德的、等待男性改造的客体。西方女性主义美学反对把女性看成是没有意识的物质,不满传统哲学对女性的歧视,反对主客二分的美学观念,主张对女性经验和女性创作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她们对传统美学进行重审和批判,并表达女性主义的审美主张。中国继母系氏族公社之后就一直处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在社会上一直遭受歧视,地位十分低下,没有话语权,成为男性的审美对象。但是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女性的态度又各有不同的表现,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西方形成了典型的“父性崇拜”审美模式,崇尚“阳刚”、“崇高”等,造就了攻击、征服等男人气的审美文化。和西方不同,中国的主流审美文化在追求刚柔并济中偏重女性化,如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和道家的“守雌至柔”学说等。　　本文在从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出发对两性及其关系和女性主义的审美主张的进行初步探讨的同时,还概括了两性关系在美学范畴上的表现,这些表现体现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二元对立思想。在崇高/优美、理性/非理性、主体/客体、文化/自然、精神/肉体、主动/被动等一系列美学范畴中,女性被定义为后者,这种不平等的二元论思想造成了女性和男性在艺术创作、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地位。本文具体分析归纳了男性和女性在重要美学范畴中的表现,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后以辜鸿铭和张爱玲为例,分析具体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男权思想和女性意识。被称为“封建余孽”的辜鸿铭竭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为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和女子缠足辩护,体现了封建专制的男权思想。辜鸿铭通过赞美中国“理想女性”的“无我”、“勤劳”“谦恭”、“温柔”等美德,给女性带上了无形的枷锁,使得女性只能为男人而活,称为供男性欣赏和使用的物品。张爱玲是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在其作品中以放大性的女性书写,对女性主体进行审视和自省,对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感到痛心和同情。她在批判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苦难的同时,更关注女性自身,揭示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和“奴性意识”和女性在男权压制下扭曲的灵魂,并指出女性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已经根深蒂固,阻碍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张爱玲通过她的作品表达了她的观点,女性只有改变自身奴性依赖意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在精神上重建自我主体意识,才有可能实现自主自在的生存。本文指出,男性和女性是具有差异性的存在,正是因为二者在形态、心理、个性等各方面的不同,才会有分工的不同。二者是互为主客的互动关系,统一构成了人类精神境界的完美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美学所倡导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