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是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层次与特征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伴随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众越来越注重公共物品的质量。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政府单一供给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而非营利组织却能够较好地弥补政府供给不足的弊端,积极、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可分为三大部门：政府组织、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随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逐步开始加入到公共物品供给的行列中来,并被视为是面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其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其作用是面向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承担一些政府和企业都无法充分实现的社会职责。而且,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贴近基层、灵活创新、效率公平相结合的优势也使其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实现提供了主观依据。随着社会发展,政府权力逐渐回归社会,非营利组织会不断壮大,其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显。基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具有各自的特点与优势,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尤为重要。事实上,随着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性、复合性的发展,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也在不断地处于嬗变之中,公共物品的单一供给正被混合供给所取代,供给主体的单一性正朝着多主体、多中心方向发展。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道德人”理论假设,本文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强调公民应被关注,并作为主体纳入到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之中,构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三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与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本文结合中国实践,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机制,指出公益型NPO和互益型NPO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起源于政府的NPO、源于社会的NPO、源于社会的NPO、市场与政府结合型NPO、社会与政府结合型NPO也应分别满足不同性质的公共利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针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缺陷和风险、阻力和障碍,借鉴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构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新格局、强化政府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的作用、以“多元互动关系”指导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改革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以及配套改革措施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发展,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本文共有七章,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其次就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总结,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框架结构和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就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现实考察。其中：第二章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基本理论分析。首先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非营利组织、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等主要概念,强调公共物品源于公共需要,是满足公共需要的手段,其本质是一种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关系。指出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提供和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接着区分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公共物品供给分为政府供给和私人供给,私人供给又分为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志愿供给也称为自愿供给,包括企业志愿供给和非营利组织志愿供给两种形式。并对公共物品的志愿供给进行模型分析。最后,建立模型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必要性；运用经济学理论并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假设,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第三章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机制与风险。首先,由人类社会的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运行机制入手,分析了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三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和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其次,分析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机制的类型、特点及其实现路径。再次探讨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方式,指出存在着非营利组织直接供给公共物品和非营利组织间接供给公共物品两类方式,其中直接供给是主体,包括独立提供、与公共部门合作提供和与市场合作提供三种具体形式。接着,论述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缺陷和风险。缺陷主要表现为：公益失灵、利用非营利组织谋取私利、公共物品供给范围狭隘和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度不足等；风险主要是非营利组织维持方面的风险、发展方面的风险和创新方面的风险。最后,强调为了克服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的缺陷和风险,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借鉴斯蒂格利茨和贝克尔的模型,探讨了政府在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发挥作用的手段。第四章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考察。首先,结合统计资料研究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概况、主要活动领域及其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其次,从法律地位、组织性质、起源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问题,呈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第三,结合中国实践,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机制,指出公益型NPO和互益型NPO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起源于政府的NPO、源于社会的NPO、源于社会的NPO、市场与政府结合型NPO、社会与政府结合型NPO应分别满足不同性质的公共利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最后,考察了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并分析了阻力和障碍的成因,为第七章政策建议的提出做好了准备。第五章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证分析。本章自成体系,选取了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环保组织两个案例进行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对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六章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考察。本章首先分别对美、英、德、日、韩等五国的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进行考察,接着比较得出了中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不同特点：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和与市场的关系不同。最后总结得出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对中国的经验借鉴和几点启示,以资推动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发展和完善,并为第七章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参考。第七章构建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模式的政策建议。针对第四章的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参考第六章的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对中国的经验借鉴和启示,本章提出了构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新格局、强化政府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的作用、以“多元互动关系”指导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改革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发展,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论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以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为视角,对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行为、机制和社会影响作为一个主题加以详细的分析,目前学术上很少这样来研究,即使注意到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重要性,往往也是把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包括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作为研究对象的。本文则是意识到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人们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其地位会非常突出。这一研究视角和内容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选题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本文力求把不同学科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研究方法相互借鉴,试图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2、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道德人”理论假设,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强调公民这一主体被关注,并作为主体纳入到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之中,构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三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和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3、就非营利组织的范围而言,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性单位和基金会。本文强调了中国的事业单位应归属于非营利组织,并且认为草根NPO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全面呈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体系的构成。4、强调公共物品供给应该进行动态研究,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会随着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就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范围而言,本文认为可以根据非营利组织形成方式的不同,分别满足社会纯公益、制度性公益和客观公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5、综合运用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有关理论,对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这一主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论文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1、囿于理论分析和探讨。由于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充分,有关研究资料匮乏,所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为主,而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问题研究不够深入。2、实证分析不足。限于资料数据的限制,本文仅就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志愿供给的两个方面——中国福利彩票融资和中国环保NPO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而未能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进行全面的模型构建和计量分析。3、对中国非营利组织分类供给公共物品的论述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细化。关于事业单位的改革目标,目前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性的意见,实践中各地也在进行多样性的探索,本文未能对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详细研究,只是提出事业单位改革的原则是分类改革、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