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当下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思考和寻求题解,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富有历史感、责任感的学者们的自觉使命。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奠基者,其理论既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又对整个西方生态学产生了广泛影响。研究莱易斯的生态思想,无论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生态运动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还是了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立足于解读莱易斯全面阐发其生态理论的两本原著(《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通过挖掘、梳理、分析和概括其相关思想,展示了莱易斯生态学思想的原貌,揭示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本文指出,莱易斯的生态理论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对当今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忧思、反思之果,因而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莱易斯的生态理论也决非无源之水,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莱易斯考察了人类思想史上有关“控制自然”的历史演变,是对思想先贤们相关理论再思索后的感悟,因而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思维的独到处。本文指出,莱易斯生态理论的独具一格,在于他早就指出: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是人的“控制自然”观念。而“控制”之源,则在于人们无休止的“满足的欲望”。然而,自然满足人类欲望是有限度的。同样,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解决这一“二难”困境的出路,就是通过科技与伦理的双重进步,以制约人类的“无限欲求”;构建“易于生存的社会”制度,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通过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本文指出,莱易斯对于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辩证的分析,而他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对于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则表明他力图突破物质技术的局限,从精神、制度层面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然而,莱易斯的生态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对“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分析相对肤浅;他最终将生态危机的解决归结为伦理道德的进步。也正因为此,他在探讨具体的变革方案时,最终陷入了只重如何限制主体欲求,而轻制度建设的片面性,从而使其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