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首先对一些寿词研究成果中预设的价值判断，即寿词这一实用性词体对主体精神情感在词作中的真实表达构成一种消极的阻碍作用，进行“悬置”(epoche)。然后直接面对寿词文本，采用对作品进行思想内容阐释的传统研究方法，发现了南宋寿词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收复神州的激昂之志与心忧国运的深沉之痛。这一创作局面是由寿词的体性功能与宋人主体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寿词本身具有其特殊的体性功能及敞开性。生命的延长、人生的富贵、家国的太平，对于这三者的美好祝愿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信仰中是三位一体的，寿词起初作为一种祝寿活动中的歌词，也隐含着这种“生命—家国”通一的本源性思想。于祝愿赞颂的同时寄寓拯济苍生的期许，在北宋中后期就已被纳入寿词创作的基本程式中。北宋寿词中“富贵功名”的祝愿只是指向“为苍生起”这样较为宽泛的内容。经过靖康之难，由于南宋特定的时势背景，这种“为苍生起”的宽泛主题拥有了更为具体的现实指向，即收复神州、“整顿乾坤”的功名事业。“整顿乾坤”的家国情怀与古老的祝寿活动及早期寿词本身的要求并不矛盾冲突，只是前者在后者的敞开性中注入了更为鲜活具体的时代精神。“生命—家国”的通一性也具有了“为苍生起—收复神州”这样具体的时代内涵。 宋代士人主体精神的渗透力非常强大，即使是实用性的文体，也依然显扬着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但主体精神的渗透是要受到文体特性的制约的。在寿词创作中，词人一般更倾向于展现主体精神中关注社会、心系家国的一面，亦即“大我”的一面，而将“小我”隐去。于是，“整顿乾坤”之类的宏大话语及其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在寿词中的凸显就比一般词作更为强烈了。 宋人自身意识到传统寿词无法完全满足创作主体表情达意的需求，于是起先通过寿词的答和之作，既而通过自寿词体，逐渐在寿词内部解决了这一矛盾。自寿词的成功创制，缘于宋人破体为词的尝试和创新精神。 自寿词的诞生为词人抒情言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词人在自寿词的创作中进行了一种自我对话、自我反思的过程。南宋后期，由于国运的江河日下、时势的日益艰难，词人的内心更易向道家思想与释家思想倾斜，一些词人产生一种悲观绝望的心理。而自寿词提供的这一“自语”、“独语”空间，正好使词人的这种绝望幻灭之感得以抒写表达。词人在借用自寿词尽情抒写自我、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对早期寿词自身所携带的种种元素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背离。寿词的思想内容发生了蜕变。至此，寿词本身的祝寿意图在自寿词中已近乎消亡，自我抒写与自我表达的强烈需要侵占了自寿词的创作意图。 寿友词、寿亲词等他寿词的向外性与自寿词的向内性，两者在创作中的互补，使宋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得以在这两极之间充分展现。因此，寿词并没有对主体精神情感在词作中的真实表达构成消极的阻碍作用，南宋词人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证明了这一预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