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梳理2008年中国对外新闻报道重大事件的线索,归纳出研究的意义和起源,并确定了以新华社在“汶川地震”中的对外新闻报道为研究案例。本文对历史的探讨旨在提炼出一种有关中国对外新闻报道“对抗性”的言说线索,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有关“对抗性”的历史传统脉络,从而说明中国对外新闻报道“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本文的宏观策略研究在沈苏儒先生的“跨国性”、“跨文化性”、“跨语言性”的理论框架之上继续挖掘,提炼出了“政治、政治,还是政治”、“观点先行”、“中国英语之必要性”等策略视角。其中将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人类学“文化他者”理论与笔者在新华社国际部的实习观察以及对外汉语教学访谈结论相结合,多角度说明和丰富了旧有的理论内涵。理论部分的“内外有别”为结语中的“内外平衡”做了铺垫,探讨了“内外有别”的提法与争论,在文末提出新的见解,并纳入“平衡”话题范畴。文章的微观策略研究是针对新华社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对外新闻报道的策略探讨。笔者通过整理在新华社总社实习期间积累大量的观察笔记,阅读一些从前线归来的记者手记和对一些新华社记者的访谈记录,分析总结出三个策略方针:一是迅速和海量的信息造成的对外新闻报道顺利“借船出海”;二是理性和感性两种新闻表达方式;三是通过负面报道达到“正面宣传效果”的目的。本文对策略方面的思考主要提出三个观点:一是西方媒体不会因为某一次案例的报道而迅速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二是加强对西方媒体的舆情研判有助于中国提高对外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提出“平衡”的理念,包括正负面报道平衡、报道基调的平衡,针对西方报道的平衡以及内外报道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