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明小说家类提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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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明小说家类提要123则,主要以权威性小说书目的形式为学界接受。由于“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史自鲁迅始”等观点的影响,《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小说史研究价值,及其小说史早期形态的属性,并未得到重视和发掘。为此,《总目》明小说家类提要研究,理应在“还原”和“辨证”中,经过从小说目录学本位到明代小说史身份的转型过程。作为目录的《总目》,需要将书籍分门别类并逐一进行门类归属判定。从“小说辨体”“小说流别”“小说、传奇、演义之名实”等类缘角度考量作为类型的小说,其共同性与区分他类的排斥性,即是《总目》语境中的“小说性”,以此强化文类的边界与职能。当《总目》判定为小说者,在史志艺文和先贤书目中被划归到其余部类时,馆臣用“退居于小说家类”加以描述,表明《总目》门类的秩序森严,而小说处于文体尊卑的底层。子部内的杂家与小说,仅在篇目内容“言”与“事”的区分、“异闻”所占比重以及“琐碎”的程度处见分晓,然而“言”者可以“言事”,“事”中同样有“言”,使得《总目》想要在属于四部分类法中第一级门目的子部,跳过隐含的第二级“说部”,完全区分出本属于第三级的小说与杂家,尤其是“杂家之杂说类”与“小说家之杂事类”,是《总目》小说辨体不能自洽的根本表现和原因所在。“书中有书”作为检验《总目》辨体能否自洽的“试金石”,考验着作者与批评家的文体认知是否已经达成一致,也为辨体实践者提供多次面对趋同文献的机会,试探馆臣对于“小说性”程度的主观感受是否能够保持始终如一。上述作为结果意义的《总目》小说辨体观念,大致历经“采集遗书书目”“分纂稿”“初次进呈书目”“各库书书前提要”等过程。期间书目门类划分的不同,以及具体典籍入小说家、杂家或其余诸类的有别,体现出辨体的难度与局面的不明,均需要通过《总目》进行厘清和拍板。《总目》将小说三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之属,而其分门别类依据则在于小说包含“杂事”“异闻”“琐语”之比重。其中杂事之属内容包含神怪、谐谑、琐言、史传,史传杂事在小说家类中主要承担“资考证”功能。异闻之属,多记怪力乱神之事,为小说的本色。“琐语”与“琐言”,即指琐碎的言谈,也代称记述逸闻、琐事的文章体裁。可细分为“寓言”“谚谣”“清言”等小类。《总目》小说三分的意义具体体现在:试图解决之前目录存在杂史、杂家、杂说、杂文混淆不分的问题,实现小说文类的独立,并进一步对小说进行再分类。另外,因《总目》为乾隆钦定,乾嘉及之后的目录学著作,在处理图书分类时,大小门目多从《总目》,四库分类法、小说三分法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传播。《总目》之言“小说”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小说”仅为《总目》认可的雅驯小说。“广义的小说”囊括“狭义的小说”“传奇”“演义”三者。均为叙述文体,特征在于语言通俗鄙俚、内容荒诞不实。“传奇”“演义”为小说中叙述较累赘,俚俗和荒诞程度更突出者。但“雅驯”与“鄙俗”的对立,又因《总目》秉持的文教观有所调和。比如说“初学”“童蒙”之书,“妇女”“闺阁”之书,规劝“僧道”和“愚民”之书。馆臣在保持严肃著作观的同时,也考虑到“通俗”的“下达”之便,尽管会少量存录言辞鄙俚之作,但存目者多,著录者少。构成书目的基本要素除上述“分类”外,还涉及作者、书名、卷次、版本。《总目》以“旧本题”的格式标注疑似的伪书。梁启超忽视《总目》在辨伪学史上的规模,继而得出“乾嘉诸老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错误论断。当下学术对《总目》的辨伪过于信赖,“及《四库提要》出,而此事(今按,考伪书之事)始大明,审定之功多矣”(《刘咸炘之语)。绝对的轻视和绝对的重视,都使得《总目》明小说辨伪没有得到重新审订。中晚明商业出版的发达使得有利可图的投机者,为实现所占有的商品书籍价值增值,不惜用残本通过拼装和伪造序跋改成足本、抄撮他书并伪托名人造伪书,有作伪成风之习气。馆臣有感于明季世风与文风浇薄,在对“不完亦不足惜”的晚明小说,缺乏详细考证的兴趣。所以明人小说中凡是稍与时间线索、文如其人、史志记载、有意抄袭等辨伪逻辑和既定前提有所牵涉和违逆者,均会被馆臣迅速打上“旧本题”的标签,成为伪托之作,冤假错案掺杂其中。《总目》明小说辨伪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得出伪书的结论,值得商榷。如小说条目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因小说抄撮成书的方式,未必是小说家的亲历;史志艺文未载的小说,史志也存在遗漏的可能;小说文风“不如其人”,是因为小说与诗文本身就有文体差异,且“心画心声总失真”;小说条目抄撮文献的成书方式,有别于主观作伪的动机和企图。《总目》存录的明小说,有15种已经失传,部分仅存残本、选本,暂从其余史志、杂记、文集等文献中辑出佚文32条,涉及9种佚书。《总目》明小说提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佚书的卷次、条目、序跋等内容。《总目》提供的版本信息,可以与今存小说版本进行比对,也提供了底本和底本系统的相关线索。《总目》明小说提要还具备构成现代小说史书写的基本要素:《四库全书》著录六种明小说为《总目》经史批评标准下制造出的明小说经典;明“《毛颖传》体”小说、明“世说体”小说等专题研究;有明一代世风与文风交相倒退在小说文体的具体体现;明后期异闻小说丛生等小说现象;《总目》凭明杂事《謇斋琐缀录》质疑《明史》吴与弼形象,发挥小说从“补史”到“辨史”的功能;作为《总目》提要生成过程中的翁方纲提要稿札记,放到现代小说史著述中,相当于“小说选读”以及夯实丰富的议论例证。《总目》以书目提要的形式,书写出断代性质的杂事、琐语、异闻小说史略,并辅之以荟要、著录、存目进行价值判断,在“互见法”“多声部”写作中(对同一作品的评价散见于不同提要,评价信息有呼应、有补充、甚至有矛盾)完成对小说的多维度批评。《总目》在传统小说观念、钦定官学姿态以及艺文书目的矩法束缚下,甄录小说中“考证欲详”“有裨于史”者,以期能够“广见闻”“资考证”“寓劝诫”,雅驯小说遂成为“正项”;而“叙述欲详”“猥鄙荒诞”的通俗小说作为“异项”被弃收和边缘化。《总目》搭建的知识体系被清末舶来的现代学科所取代,小说语境进入了文学学科范畴。通俗小说“翻转”成“正项”除表现在通俗小说(如误引《辍耕录》原文而成的“诨词小说”概念)强势占据文学史、小说史章节,还在于通俗小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扩张(如将弹词纳入小说范畴)。《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包孕小说发展历程,可以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史自鲁迅始”的约定俗成,以期在重写小说史语境中实现“正项”与“异项”双峰并举的局面。文学学科教材中对明后期小说书写的“正项”是《金瓶梅》等世情小说,忽略了或者说不够重视作为“异项”的“世说体”等雅驯小说。但是,当将《总目》与文学学科教材的小说“正项”同时聚焦在嘉万时期,可以惊喜的发现两种小说的眼光同时普遍地转向了热闹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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