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变革相互激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通过对社会思潮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的发展道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浪漫激进思潮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1956-1978年的20余年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经历了曲折,也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和丰硕的理论成果,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宝贵经验并提供了理论准备。本文透过这一时期的浪漫激进思潮,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经历,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情况,发掘该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打开一个思想史的新视角。所谓浪漫激进思潮,特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而导致的很大程度上脱离客观实际、夸大主观意志、意图通过激进实践急于实现现代化乃至共产主义的取向、观念与理论。对于该思潮的概念,可以分别从价值旨趣、社会基础、历史条件和文化渊源等角度予以考察。该思潮以社会心理、思想理论和社会运动的方式而存在,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颇具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既发展成为一定的理论形态,又被广泛深入地付诸实践。在理论上,该思潮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遭遇曲折,中国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这一阶段出现失误,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反面经验;在实践中,该思潮在客观上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方面曾带来一定积极效果,但由于逐渐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造了障碍,其所暴露的体制、政策等方面的缺陷为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该思潮是回应时代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产物,其发生发展是国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时代背景而言,在世界现代化第三次大浪潮的整体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普遍面临改革,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矛盾分歧又需交往合作,囿于认识受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急于发展壮大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迫切要求。通过综合分析该思潮的思想观念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相互作用,将其发展轨迹划分为从1956年至1957年的兴起阶段、从1958年至1965年的发展阶段、从1966年至1976年的巅峰阶段及1976年以后的消退阶段等四个重要阶段。在兴起阶段,该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展露苗头,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急躁情绪、求快心理等不断得到强化。在发展阶段,“赶超”思想、急于过渡思想与批评反冒进、“反右倾”指导思想等各种思想观点相互交错,“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等各种大规模运动相互交叠,促使该思潮朝着急进的方向发展。在巅峰阶段,该思潮的主要思想观点已经全部形成,突出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态和“文化大革命”实践形态,在传播速度、波及范围、内容形式与影响程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一股社会思潮处于巅峰状态的主要特征。在消退阶段,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主要标志,该思潮已经没有广泛生存的空间而逐渐消退。围绕该思潮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内容两个方面,木文全面考察了该思潮的物质利益观、政治文化观、社会发展观、道德伦理观及世界交往观。透过该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该思潮曾一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领域、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需要进行辩证分析:既有客观积极效果,又有负面影响;既有宝贵经验,又有惨痛教训。通过综合考察该思潮的传播特性、参与主体、实践特征及思想理论等方面,可以发现该思潮以政治权力过度主导、过度动员下群众广泛参与、群众运动与急进战略相结合、采用浪漫激进色彩的整全方案等为主要特征,从而表现出受众群体多、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一面。在对该思潮全面考察之后,本文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社会主义”“怎样对待现代化”这三个角度对该思潮进行全面反思,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揭示该思潮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启示意义。浪漫激进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股思潮,正是该思潮的深刻教训引发人们深入反思,促使人们思想觉醒,在扬弃中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回到了现代化道路的正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失误也是一种经验,对失误的总结亦是一笔财富。需要说明的是,对该思潮的研究并非否定这一历史时期的建设发展与成就。只有历史地、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才能够更为清醒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