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事实上指出,历史就是戏剧,而戏剧本质上是反讽的。本文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了 "反讽"概念:形式层面的历史诗学,以及内容层面的政治诗学,两者统一于对政治行动之戏剧性的直观。本文起于政治哲学的界定,终于政治诗学的发现。政治诗学是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政治哲人的行动最富诗艺。对政治哲人行动的考察使得"王何以为王"这一问题在"政治哲人何为政治哲人"这一问题中得到解答。本文首先以今文《金縢》中的周公故事为基点进行了一次界定先秦政治哲学的尝试。我们将在对《金縢》叙事的分析中看到,作为"立法者"的周公如何展示了其整全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建基于他对"神"与"人"在力量类型上的明辨。对"新受命"的阐述表明,周公关于"神"的观念是经过反思而被纳入政治事物之中的。"受命于天"由此成为对"人"的政治哲学式的定义。对"王何以为王"的关注表明,周公关心"最佳政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由周公的行动锚定的"先王传统"富有一种政治哲学的内涵。而"先王(传统)"这一提法本身表明,"丰产"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是透过周公的行动,换言之,是借助《金縢》作者的一次转喻才看到先王传统的轮廓。《金縢》叙事的张力——周公与二公(太公/召公)的分歧——表明存在一次"隐喻的危机"。正如政治哲学存在于对什么是"善"的永恒追问之中,隐喻的危机也表现为政治哲人们对"道义"问题的持续关注。换言之,先王传统也存在于不断地追问之中。而这一追问在政治哲人那里,在某个时刻,必定只能以反讽的方式进行。反讽是一种"消极辩证法"。反讽永远不死,它们只是被超越。当本文在标题中使用"超越反讽"这一提法的时候,就意味着本文对《国语》文本以及相关文本其内在的"积极辩证法"取向的基本判断。"超越"是为了"复返",对"王何以为王"这一问题的追问意味着政治哲人并不沉浸于"反讽的愉悦",他选择了政治。为免于在反讽的无限性中迷失,理解反讽首先需要理解语境。因此,我们需要一点点地还原问题的语境,这里我们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国语》开篇再现了"隐喻的危机",由此,"受命"事实上也成为《国语》文本的支配性隐喻。"隐喻的危机"首先在分别在《国语》各部分中以提喻的策略得以显明,它在各部分都作为主导性的转义方式用以组织文本。"危机叙事"预设了隐喻的复原,由此,《国语》作为一个整一的叙事,总体上就按照"话语构型的原型情节",然而是以转义的方式致力于超越反讽。《郑语》从被认为是《周语》的一部分而单独分离出去,正是服务于阐明《国语》编者的转义策略。在《周语》、《鲁语》、《齐语》中,作者不同程度地在提喻的基础上叠加了反讽——事实上它们呈现为一个递增的趋势,在《齐语》中达到临界点:《齐语》声称它完美再现了先王政制,而我们将发现,在它那里,"王"是缺席的。《晋语》明确地致力于先王传统的复返——重耳被反复强调是"天命"的享有者——它因此作为一个"转喻"旨在实现对"支配性隐喻"意义整体的还原。转喻作为主导性转义塑造了《晋语》文本的螺旋形结构。而《楚语》与《吴语》、《越语》则由于对先王传统的要么是理性的拒斥、要么是非理性的拒斥——拒斥也是一种转喻——从而成为与《国语》支配性隐喻相异的隐喻,同时也开启了新的反讽。关注《国语》文本的语言策略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借此建立一个理解先秦政治哲学以及先秦历史叙事的连续性框架,并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诸如对周公、孔子、范蠡等作为"政治哲人"行动的重演,以及"复返"主题如何深植于叙事者的情节意识之中;对孔子"正名"概念的发微,以及这一概念可能蕴含的孔子思想的一次转向;对《中庸》、《大学》主题的辨析,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考察政治哲人的行动,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中发现了一种政治诗学的维度,正是这一维度使政治哲学的命题能在反讽-超越反讽的语言策略中贯穿始终。最后,以对《金縢》、《国语》叙事分析为基础,我们以对《史记》中的两个个案的分析作结。在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全的政治视野是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对这个故事进行阐释。同样,在对一个整全的前视野的观照下,我们也对史迁之商鞅变法故事的写作意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